，嘴唇干裂。他身边是十几个同样装束、神色疲惫却目光灼灼的男女，多是教师、记者、作家，来自上海、北平、武汉等地。他们已经走了快半个月。
离开上海是在一月底，淞沪战火初燃之时。他们通过秘密渠道接到通知，去一个“能真正看清中国未来、找到救亡道路的地方”。行程极其艰险。先乘渔船偷渡出吴淞口，在海上颠簸数日，躲过日军舰艇巡查，在苏北一处荒滩上岸。然后便是漫长的陆路，昼伏夜出，绕过日占区和国民党严控区，穿过无数个村庄，依靠地下交通站同志的接应，一步步向西北挪动。
这一路，沈伯安见识了比上海租界更真实、更广阔的中国。破碎的村庄，流离的百姓，荒芜的土地，还有那些在绝望中依然坚韧生存、甚至暗中支持他们北上的朴实农人。他也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受到，有一种力量，像地火一样，在这些最贫瘠的土地下运行、聚集。
他们睡过破庙、草垛、老乡家的炕头（往往挤得转不开身）。吃过冻硬的黑面馍，喝过带冰碴的河水。遇到过地方民团的盘查，也目睹过小股溃兵抢劫的惨状。有一次，为了避开关卡，他们在齐腰深的冰冷河水里蹚了半夜，上岸后，好几个同行者发起了高烧，全靠随身带的草药和互相搀扶挺了过来。
支撑他们的，是心中那个越来越清晰的目标，以及沿途听到的、关于那片黄土高原上的新气象的零星传说。
二月八日前后，他们终于渡过黄河，进入了陕北地界。天地越发苍凉雄浑，扑面而来的风像刀子，带着浓重的土腥味。但沈伯安的心，却奇异地安定下来，甚至生出一股朝圣般的激动。
这天傍晚，他们在一处背风的山坳里歇脚，等待来接应的向导。沈伯安靠着一块冰冷的岩石，从贴身的衣袋里，摸出一个小笔记本，就着最后的天光，用铅笔头艰难地写着什么。不是在写文章，而是在记录沿途见闻，思考。他想起上海，想起租界里那些还在彷徨、挣扎、或醉生梦死的熟人，也想起那个眼神清澈、笔下日益有力量的女孩，陈醒。
“不知她此刻如何？”沈伯安望着东南方沉入暮霭的群山，默默想着，“是否安全？笔是否还在写？若她能见到此地景象，见到这些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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