霜降一过，上海的早晨就变了脸。
那湿冷不再是缠绵的、能慢慢浸透骨髓的，而是变成了尖利的、带着哨音的刀子，专往人脖颈、袖口、裤腿这些敞着的地方钻。弄堂里的石板路，夜里结一层薄薄的白霜，白日里化开，留下湿漉漉、滑腻腻的水光。女人们早起生炉子，哈出的白气又浓又急，混着呛人的煤烟，在清冽的空气里久久不散。
陈醒怕冷。她体质本就偏弱，穿越后这大半年营养虽稍有改善，底子终究虚。天一寒，手脚就像不是自己的，指尖总是冰的，握笔久了，关节都发僵。母亲把家里最厚实的一件旧棉袄改小了给她，絮的是陈年棉花，硬邦邦的，不怎么暖和，但好歹挡风。
她如今出门卖烟的时间往后推了，总要等日头爬得高些，寒意稍退。木托板上除了香烟火柴，多了一个小小的、用破布裹着的铜手炉——是宁波阿婆送的，旧的，边沿都磕瘪了，但灌上几块烧红的炭，揣在怀里，能顶大用。这炉子也成了她观察天气和人心的参照：炭火旺时，生意似乎也好些；炭火将熄未熄，寒意上涌，街上的行人脸色也仿佛更匆忙、更漠然。
家里的“租界账簿”，每晚她还是会拿出来看，用那支越来越顺手的“民生”笔，添上几笔新的收支，调整一下预估。公账上的“租界基金”增长缓慢，但确实在一点一点往上爬。父亲拉车更拼了，有时天黑透了才回来，带着一身寒气和水汽，但扔进陶罐的铜板声，似乎比往日更沉实些。母亲的裁缝零活也多了点，多是给附近店铺缝补些帆布围裙、棉布门帘，工钱微薄，却是实实在在的添补。
然而，在陈醒心里，还有另一本账，是连母亲和大姐都不知道的。
那本账，不在陶罐里，也不在任何一张纸上。
它藏在她床板下最深处，一个更小、更不起眼、甚至有些破旧的瓦罐里。罐口用油布和麻绳扎得严严实实，埋在一堆废旧杂物下面。里面装的，是她这大半年写作、翻译，除了贴补家用和存入“租界基金”外，一点点、极其艰难地“克扣”下来的私房钱。
不多。非常非常少。有时是一篇稿费里刻意留下的几个角子，有时是卖烟时额外得来的、微不足道的小费，有时甚至是从自己那少得可怜的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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