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醉像一块浸了水的烂棉絮，沉甸甸地堵在陈大栓的脑袋里。晨光透过窗纸，变成刺痛眼皮的细针。他呻吟一声，从地铺上挣扎着坐起，喉咙干得冒烟，嘴里满是隔夜劣酒的酸腐气。昨夜的记忆碎片般涌回来——那些失控的抱怨、绝望的哭嚎、妻女惊惶的脸……羞愧和头疼一样剧烈地啃噬着他。
他抱着头，不敢看里间，也不敢看正在灶台边忙碌的大丫和安静整理木托板的二丫。沉默地起身，舀冷水胡乱抹了把脸，冰水刺激得他一哆嗦。然后，他像逃避什么似的，拉起那辆破旧的车，逃也似的出了门。车轴缺油的吱嘎声，在清晨寂静的弄堂里格外刺耳。
弄堂口，那辆崭新的深棕色黄包车果然停在那里，擦得锃亮，铜铃在晨光中反射着骄傲的光点。孙志成正在做最后的检查，看见陈大栓，立刻露出爽朗的笑容：“陈叔！早啊！今儿个天气好！”
陈大栓喉咙里含糊地“嗯”了一声，几乎是低着头，拉着车，加快脚步从新车旁边走了过去。那鲜明的对比，像一记无声的耳光，扇在他本就火辣辣的脸上。
日头渐渐升高。陈大栓在往常等客的老城隍庙附近路口逡巡。生意清淡，他心里又憋着事，拉了两趟短途，赚了几个铜板，便蹲在墙根下，掏出干硬的杂面饼子，有一口没一口地啃着。
就在这时，两个穿着西装、头戴礼帽的外国男人，提着鼓鼓囊囊的皮质旅行箱，从附近一家客栈里走了出来。他们站在路边，四下张望，显然是想叫车。
这可是好主顾！去的地方通常不近，而且洋人往往比较“爽气”，小费给得大方。附近几个等活的车夫眼睛都亮了，蠢蠢欲动。
陈大栓也立刻站了起来，拍拍身上的土，拉着车凑了过去，脸上挤出讨好的笑容，用生硬的、带着浓重苏州口音的上海话夹杂着比划：“先生，要车？去哪里？”
两个外国男人看了看他，又看了看他的旧车，其中一个用英语问：“To the Bund, how much?”（去外滩，多少钱？）
陈大栓完全听不懂。他只听懂了“Bund”这个音，知道是外滩，但“how much”是什么意思？他茫然地眨着眼，只好伸出几根手指，胡乱比划着价钱，嘴里重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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