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状况和认知测试分数均远超旧时代最优值。一切都在证明他理念的正确。
然而，他也看到了另一些报告。红后归档的“异常行为观察记录”：
· 编号NH-G-441，在完成当日效率指标后，于观景窗前静立观察云层变化达53分钟，无法解释其行为动机。
· 编号NH-F-209，私自收藏了一片形状奇特的落叶（非研究用途），并对其进行了非必要的清洁和保存。
· 一批初代新人类在接触旧纪元音乐数据片段（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后，集体出现了平均0.7%的当日工作效率下降，部分个体报告了“非特异性神经兴奋”及“无法定义的情绪波动”。
这些“异常”微不足道，占比极低，在红后的风险评估中都属于“可接受的系统噪声”。斯宾塞也曾批示“观察，不干预”。他知道，完全剔除所有生物本能残留需要时间，或许需要几代人的基因微调和环境塑造。
但现在，看着这份冰冷的《伦理法典》，看着那些完美但缺乏“意外”的数据，一个问题不受控制地钻入他衰老的大脑：
我们是否在剔除所有“低效”和“错误”的同时，也亲手扼杀了“伟大”的可能性？
旧纪元的历史数据在他意识中翻涌。那些推动文明飞跃的瞬间，往往伴随着非理性的狂热、偏执的信念、超越功利计算的牺牲、以及艺术家和科学家们那些无法用逻辑完全解释的“灵感”迸发。米开朗基罗在西斯廷教堂穹顶下的偏执，图灵破解Enigma密码时的直觉飞跃，甚至那些为理念慷慨赴死的殉道者……他们的动力，似乎都源于某种《伦理法典》试图抹除的“不经济”的情感或信念。
一种冰冷的恐惧，比死亡更甚的恐惧，攫住了他。
他创造了一个更“好”的世界，但这是否也是一个……更“平庸”的世界？
“红后。”他的声音干涩，在空旷的办公室里显得格外清晰。
“我在，斯宾塞先生。”温和而毫无波澜的女性合成音从四面八方传来。
“请阿莱克西亚博士来一趟。”
“阿莱克西亚博士目前处于非工作时段。是否紧急召见？”
“是的。”
“指令确认。”
等待的时间并不长。斯宾塞的目光停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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