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叶县，国道16号线。
落日把天空染成一种肮脏的橙红色，像是铁锈混着血。毛利小五郎握着方向盘，眼睛盯着前方被废弃车辆堵塞的道路。这辆从路边“借用”的丰田普锐斯已经跑了三百多公里，燃油表指针顽强地指在四分之一刻度，像他一样不肯认输。
副驾驶座上放着半袋便利店零食——昨晚在一家被洗劫的7-11里翻到的，包装袋上还沾着干涸的褐色污渍。后座散落着几瓶矿泉水和一箱工具：扳手、螺丝刀、还有他最趁手的“武器”——那套高尔夫球杆。七号铁杆的握柄已经被汗水浸得发黑。
收音机早就只剩下电流的嘶嘶声。他每隔十分钟就调一次频率，从AM到FM，从短波到民用频道。大部分是死寂，偶尔能捕捉到几个词：“…不要靠近…”、“…水源被污染…”、“…红色警戒…”。然后又是嘶嘶声，像垂死者的呼吸。
昨天在千叶市郊，他亲眼目睹了自卫队最后一道防线的崩溃。
那是黎明时分，他从藏身的汽车旅馆二楼窗户看到：三十多名士兵依托加油站设置路障，用机枪扫射涌来的尸潮。那些东西太多了，源源不断，踩着同类的尸体向前爬。弹药打光后，士兵们上了刺刀。
其中一个很年轻的士兵——看起来不会超过二十岁——被四五只丧尸扑倒。他的惨叫很短，然后就是咀嚼声。另一个老兵拉响了手榴弹。
毛利小五郎在那一刻转身离开窗户，没有再看。他收拾好仅有的东西，发动了早就准备好的车。油箱是满的，因为他昨天下午在加油站排队两小时，用最后一张万元钞票买了五十升汽油——那时候人们还在相信货币的价值，还在排队，还在以为这只是一场“严重的传染病”。
愚蠢。他自己也愚蠢。
如果他早点听英理的话，如果他没有醉醺醺地去参加那个该死的“企业家晚宴”，如果他能像那个大阪的小子一样敏锐…
方向盘在他手中发出轻微的咯吱声。他用力握紧，指节发白。
不。不能想这些。现在不是后悔的时候。
英理在千叶。最后一次通话是五天前，她说要去千叶地方法院处理一个紧急案件。“有个很重要的证人需要保护，小五郎。我两天后就回东京。”
然后通讯就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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