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在东南亚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里，我是家中长姐，底下有个年幼的弟弟。
在那个家里，仿佛从弟弟出生的那一刻起，我存在的意义就只剩下为他让路。父母的目光永远追随着弟弟蹒跚的脚步，他的哭声能让全家手忙脚乱，而我的需求却像一粒尘埃，轻飘飘地落在地上无人问津。
记得七岁那年，我发高烧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听见母亲在厨房一边给弟弟煮糖水蛋，一边念叨：“男孩子金贵，可不能饿着冻着，姐姐大了，忍忍就过去了。”那一刻，我攥着冰冷的被角，第一次尝到了名为“绝望”的滋味。
家里的资源永远向弟弟倾斜，他有新衣服穿，有零花钱买零食，而我穿着洗得发白的旧衣，放学后要包揽所有家务，稍有不慎还会招来父亲的呵斥。
我像一株在石缝里挣扎的野草，拼尽全力汲取着稀薄的阳光，心里却始终有个声音在问：为什么我不能和弟弟一样被爱？这种疑问在日复一日的忽视中，渐渐长成了一根尖锐的刺，深深扎进我的心底，让我对这个家充满了难以言说的复杂情绪。
我知道，想要摆脱这样的命运，只有靠自己。于是我拼命学习，课本被我翻得卷了边，夜晚家门前路灯昏黄的光晕里，总能看到我埋头苦读的身影。可还没等初中毕业，他们就以家里没钱供两个孩子上学为由逼我辍学了。
邻居家的阿姨偶尔会劝我母亲：“简言这孩子这么懂事，让她多上点学吧。”母亲却总是叹着气摇头：“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将来还不是要嫁人。”
这些话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却也让我更加坚定了要走出去的决心。
我天天上街捡破烂去卖，努力挣自己的学费。十六岁那年，我以全县前三十的成绩考上了市里的重点高中，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我躲在楼梯间里哭了很久，那是我第一次为自己的努力得到回报而流泪。可父亲却把通知书揉成一团扔在地上，骂我是“赔钱货”，说家里没钱供我读书，要我赶紧出去打工挣钱，给弟弟攒学费。
我跪在地上哀求，把额头磕的鲜血淋漓，可他们却铁了心，第二天就托人给我联系了城里的一家电子厂。
离开家的那天，天还没亮，我只带了一个破旧的帆布包，里面装着几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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