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的京都，春风已悄然吹散残冬的寒意，改革开放的浪潮愈发汹涌。街头巷尾的个体户摊位愈发密集，“下海”成了年轻人口中的热词，而国家层面的人事调整，也正循着“干部年轻化”的指示稳步推进。
周家与苏家的两位老爷子，正是这场调整中的缩影。
爷爷周建国，前政务院核心决策层成员，响应首长“让年轻同志挑大梁”的号召，主动提交了退休申请，退出现任领导岗位，进入中央顾问委员会任职；外公苏天，原京都军区司令，也以同样的觉悟，卸去军中实职，成为中顾委委员。
消息传来时，周瑾正在华国大学的实验室整理课题数据。他赶回老宅时，看到爷爷正坐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手里捧着一杯浓茶，神色平静得仿佛只是换了个地方读书。
“爷爷，您真的决定退了？”周瑾在他身边坐下。
周建国呷了一口茶，淡淡一笑：“退下来好啊，让年轻同志多历练，国家才能有活力。”他顿了顿，语气带着历经风雨的通透，“进入中顾委，就是个顾问身份。顾问顾问，只顾不问。既然退下来了，就别再插手现任的工作，不给组织添麻烦，也给年轻人留足空间。”
周瑾想起这些天去军区大院看望外公时，苏天也是同样的态度。这位戎马一生的老将军，退下来后每天只是打打太极、看看军报，偶尔和老战友下棋，对于军区的现任事务，绝口不提。“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现在的命令就是好好休养，支持年轻干部工作。”苏天的话，和爷爷的“只顾不问”异曲同工。
两位老爷子的通透与觉悟，让周瑾深受触动。他们用一生践行了“为国家着想”的初心，哪怕退居二线，也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原则，这种格局，也深深影响着周瑾。
三月初，一个消息传到了周瑾耳中——来自父亲周承邦的内部消息。
周承邦此时仍在国家计委任职，负责资本市场相关的规划工作。这天晚上，他回到家，神色有些凝重地和周瑾谈起：“沪城准备推出股票认购证，目的是盘活资本市场，为实体经济筹集资金。但现在民众的金融意识太薄弱，觉得‘股票’就是投机倒把，宣传了快一个月，效果很不好，很多发售点都卖不动，甚至出现了强制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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