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清嗓子。他没有看苏凌云，而是面向审判席，开始发言。
“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他的声音一如既往地平稳，“首先，我对被害人周启明先生的离世表示深切哀悼，对其家属表示诚挚慰问。作为被告人苏凌云的辩护律师，我想强调几点。”
他翻开文件。
“第一，本案存在激情因素。根据证人陈景浩证言，被害人周启明长期骚扰被告人，甚至在案发当晚以不雅照片相威胁。被告人在长期压抑、恐惧的情绪下，一时激愤，失手伤人。这与预谋杀人有本质区别。”
“第二，被告人系初犯、偶犯，无任何前科劣迹，社会评价一直良好。案发后，被告人丈夫陈景浩先生积极与被害人家属沟通，愿意赔偿，争取谅解。”
“第三，”周正阳顿了顿，“被告人本人有认罪悔罪表现。在侦查阶段，她多次表示懊悔，愿意承担法律责任。因此，恳请法庭考虑到本案的特殊性、被告人的一贯表现及认罪态度，对被告人从轻或减轻处罚，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
苏凌云听着，几乎要笑出声来。
认罪悔罪？她什么时候认过罪？什么时候表示过懊悔？
周正阳不是在辩护，是在替她认罪。是在坐实“激情杀人”这个定性，然后在这个框架里争取减刑。
“被告人，”审判长看向苏凌云，“你有什么要陈述的？”
苏凌云站起来。
她个子不算高，但站得很直。囚服宽大，衬得她更瘦，但眼神很亮，像燃烧的炭火。
“审判长，”她开口，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我没有杀人。公诉人刚才陈述的所有‘证据’，都是伪造的，或者是被歪曲的。”
旁听席又一阵骚动。
“第一，所谓的录音，是伪造的。案发当天根本没见过周启明，更没和他说过话。现在的技术完全可以合成声音，我要求对录音进行更全面的技术鉴定，包括背景音分析、剪辑痕迹检测。”
“第二，刀上只有我的指纹，这恰恰证明凶手不是我。如果我真用那把刀杀了人，在扭打过程中，刀上至少应该有被害人或者陈景浩的指纹。但为什么只有我的？因为有人擦拭了刀柄，只留下我的指纹——这只能是事先设计好的。”
“第三，丝巾是被偷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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