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旧会这样记载：
孟绍原，陆军上尉。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会出现某某人担任某部中校参谋又兼某部上校参谋处长的咄咄怪事。
在这一特殊时期，军衔的授予佩戴也特别的随意，特别的不严肃。地方军阀部队自不用说了，就是中央军，也是如此。
有一次，委员长在中央军校的总理纪念周上讲话时，说国军军队和列强相较，战斗力特弱而将官特多，上将都数不清了。
一旁的张治中听后，当场将上将领章摘下，换成中将。
其军衔管理之混乱，由此可见一斑。
1934年，国民政府整军建军中，开始依照日本军队的人事制度，将原属于军政部的军衡司独立出来改为由军事委员会直属的铨叙厅，制定陆军人事整顿及升迁办法。
这其中有一项便是将官阶与职级分开，任职与任官分立。
任职，指的就是军长师长这个职务，任官，则是中将少将这个军衔。也就是说，职务的晋升与军衔的晋升走的是两股道。
按说这是一个进步，是能够真正体现军衔意义的进步，但因为没有考虑到使用基准军衔的办法，也没有继承北洋时期加衔的体例，其弊端很快便暴露出来。
按照此一任官条例，军衔的晋升受“停年”的严格限制。
所谓“停年”，就是某一军衔必须停留的年数，也就是最低任官年限。
按规定，各级停年为：少尉升中尉1年半，中尉升上尉2年，上尉升少校4年，少校升中校3年，中校升上校3年，上校升少将4年，少将升中将3年，中将升上将用选升。
照此算起来，一名少尉要升到少将最快也要17年半的时间。
这一下子矛盾来了，由于一直处于战争状态，指挥员职务的晋升却没有受那么多的停年的限制，一年连升三级的都有。
如黄埔军校毕业的胡宗南、李仙洲、李延年、黄杰、陈铁、桂永清等等，都在抗战开始后的第二年便已担任军长职务，而此时他们从军的历史都还不满14年。
军长是可以当，军衔却得慢慢走。这种任职与任官的分立，造成了“官”的晋升远远的滞后于“职”的晋升的怪现象。
独立旅上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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