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砚不再纠缠撤权，他把终评材料索引中的“甲方背书”页翻开，指着王珊的邮件和甲方主管现场反馈纪要：“外部反馈明确认可‘口径稳、资料来源清晰、核验入口可查’。这些是团队共同成果，但我承担了口径与证据路径的主要输出。终评结论如果要否定我，请先解释为什么在项目关键期撤掉能稳定交付的人。”
会议室再次安静。
那种安静不是认同，而是他们发现“纸面裁决”这把刀，无法轻易落下。因为只要落下，就会留下一个更大的漏洞：为什么要在结果明显、甲方认可的情况下，用模糊评价否定执行人？这个漏洞一旦被周砚拿去做劳动争议或内部审计，麻烦会更大。
11:53，HR主管终于收起那份温柔的压迫，语气变得更官方：“好，今天预审会先到这里。终评材料你已经提交。协作评价部分，我们会要求韩策补充具体事例。会后纪要发你确认。”
周砚点头：“纪要请附协作评价的事例清单与证据路径。未提供事例与证据的主观评价，请不要写入终评结论。”
他把文件袋重新封好，透明封条贴紧，签名落下。这个动作不带情绪，却带着一种“我会追溯到底”的压力。
12:07，周砚回到工位，IT服务台发来提示：共享盘目录权限已恢复写权限。周砚没有立刻欢喜。他先把“权限异常工单”与“回滚完成通知”截图归档，再把终评材料索引更新为v1.1：新增“权限异常事件记录”作为一条风险控制事实，证明他在材料被锁时采取了邮件归档时间戳策略，保证材料可核验不受影响。
他知道，对方不会只做一次这种“自动策略”。今天是目录只读，明天可能是账号强制下线，后天可能是资料被标记“敏感”无法发送。每一次都要有一套可复制的应对，让对方的每一次动作都变成他的证据。
13:36，信息安全部的邮件终于到了，标题短得像一把钥匙：《302公用电脑本地事件日志（摘录版）》。
周砚点开附件，手指几乎没有停顿。日志是摘录，但仍然包含几条足够致命的信息：
18:45:12——设备从休眠唤醒；
18:46:03——USB存储设备插入（设备序列号：XJ7-3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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