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边是老李没来得及收起来的药盒，花花绿绿的药片还躺在分药格里，像一排没有说出口的话。
阿黄走到藤椅前面，低头嗅了嗅椅垫。烟草味。铁锈味。还有一点点汗味和洗衣皂的碱味。是老李的味道。它围着藤椅转了三个圈——这是它从小养成的习惯，找到一个好地方之前要先转三圈——然后卧在了藤椅底下。它的下巴贴着地板，鼻子刚好对着老李那双旧棉拖鞋。拖鞋里还有老李的脚温，残存的一点点，正在以阿黄能感知到的速度缓慢地消散。
它把鼻尖伸进拖鞋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闭上了眼睛。
刘婶来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她提着个搪瓷盆，盆里装着半盆剩饭拌了点菜汤，推开门就闻见一股子沉闷的、空荡荡的气息。她看见阿黄卧在藤椅底下，叫了一声它的名字。阿黄的耳朵动了动，尾巴在地板上扫了一下——不是那种热情的、把尾巴摇成一朵花的扫法，而是很轻很慢的、像是在说“我知道你来了”的扫法。它没有站起来。刘婶叹了口气，把搪瓷盆放在藤椅旁边，蹲下来摸了摸阿黄的背。
“老李住院了。”她说，声音很轻，“得住些日子。你先跟我回去，成不成？”
阿黄把脑袋从拖鞋里拔出来，看了刘婶一眼。那双黑亮的眼睛里没有泪，但刘婶觉得它眼睛里的光比平时暗了很多，像一盏被拧小了灯芯的煤油灯。阿黄站起来，走到刘婶腿边，用脑袋蹭了蹭她的膝盖——它知道刘婶是好人，老李说过。但蹭完之后，它又退回去，重新卧在了藤椅底下。
刘婶的眼圈红了。“倔狗。”她骂了一声，但语气里没有半点脾气。
从那天起，阿黄开始了它的等待。
每天早上天刚蒙蒙亮，它就醒了。不是被闹钟叫醒的——老李没有闹钟——是被老李的那个“点”叫醒的。老李活着的时候每天六点准时翻身，拖鞋在地板上踩出啪嗒啪嗒的声音，然后厨房里的煤气灶会“噗”一声点着，水壶开始咕噜咕噜地响。现在这些声音全没了，但阿黄还是会在六点准时睁开眼。它从藤椅底下爬起来，伸个懒腰，走到门口蹲下，面对着那扇紧闭的门。
它会蹲很久。久到巷子里传来别人家豆浆机轰鸣的声音，久到收废品的三轮车叮叮当当响过巷口，久到太阳从东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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