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到椅子边。他没有坐——他知道自己坐不进去——只是站着，伸出手，摸了摸湿漉漉的藤条。藤条冰凉，水珠沾在他手指上，很快就冻得发红。
“阿黄，”他说，声音很轻，在雪后的寂静里格外清晰，“我有件事，一直没跟你说。”
阿黄抬头看着他，耳朵微微转动。
老李的手在藤椅扶手上摩挲，从扶手这头，摩挲到那头，动作很慢，很温柔，像在抚摸什么有生命的东西。
“这把椅子，”他说，“不是我爹编的。”
阿黄歪了歪头，不太明白。
“是我编的。”老李继续说，眼睛看着藤椅，又像看着很远的地方，“四十年前，我二十四岁，在藤器厂当学徒。这把椅子，是我出师后编的第一件大件。编了整整一个月，手上磨出了血泡，又磨成了茧。编好的那天，我高兴得不得了，把它扛回家，对我媳妇说：‘看，我能编椅子了，以后家里缺什么，我都给你编。’”
他说得很慢，每说一句，都要停顿，喘几口气。阿黄安静地听着，虽然听不懂那些具体的词，但它听得懂语气里的那种东西——是怀念，是温柔，是穿过漫长岁月依然鲜活的记忆。
“我媳妇笑了，说：‘那你再编一把，咱俩一人一把，坐着晒太阳。’我说：‘好，等明年春天，我去砍新藤，给你编一把更好的。’”老李的声音哽了一下，他停下，咳了几声，才继续说，“可是……没等到明年春天。那年冬天，她得了急病，走了。”
雪后的院子里很静，静得能听见屋檐融雪滴落的声音，滴答，滴答，像钟摆。
“她走了以后，我就一个人，守着这把椅子。几十年了，从年轻坐到老，从黑发坐到白头。”老李的手还在摩挲着藤椅，从扶手摸到椅背，摸到每一根藤条，“有时候我坐在这儿，闭上眼睛，就觉得她还在，就坐在我旁边那把还没编出来的椅子上，跟我说话，对我笑。”
他的声音越来越低，最后几乎听不见。阿黄看见，他的眼睛里又有了那种亮晶晶的东西，这次没有抹去，任由它滚落，滴在雪地上，砸出两个小小的坑。
“阿黄啊，”老李蹲下来——这个动作对他来说很艰难，但他还是蹲下来了，蹲在阿黄面前，平视着它的眼睛，“我要是……我要是走了，这把椅子就留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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