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谁也不知道往后情况，基本也是顿顿菜多米少的粥，偶尔能吃上一顿干饭，就算是改善生活了。
1960年的冬天似乎比往年来得更早，寒风卷着碎雪沫子，在农村的土路上打着旋儿。临近年底，大队部的大喇叭突然响了起来，连着几天反复播报着国家的新指令——“严格实行评工记分”。这消息像一块石子投进平静的水塘，让习惯了自家忙活的村民们瞬间炸开了锅。
有人蹲在自家门槛上抽着旱烟，眉头拧成了疙瘩：“这工分制是啥？难不成以后干活还得按点算？”也有年轻媳妇抱着孩子，凑在一块儿小声嘀咕：“以前种自家的地，想早起就多干点，想歇晌就缓一缓，现在咋还跟城里工厂似的，要‘上班’了？”就连村里最有主意的老把式，也拿着大队干部送来的宣传单，翻来覆去地看，嘴里念叨着“按劳分配”，却还是没摸透这新制度的门道。
好在大队书记连夜组织了村民大会。煤油灯把大队部的土坯墙照得亮堂堂的，书记站在土台上，手里攥着国家的指示信，一字一句地解释：“大伙儿别慌，这工分制不是要折腾咱们，是为了让多干活的人多受益！以后咱们集体劳动，干一天活记一天工分，到了分粮食的时候，就按工分多少来分，谁勤快谁就能多拿粮！”他怕大家听不明白，还举了例子：“比如元三每天都上工，记10分工，李四总偷懒，只记5分工，年底分小麦，元三就能比李四多领一半！”
这么一说，村民们心里的石头才算落了地。是啊，不管是自家干还是集体干，只要肯出力能多拿粮，就没啥不乐意的。没过几天，工分制就正式推行开来。每天天刚蒙蒙亮，大队部的哨子就响了，村民们扛着锄头、挑着筐，准时在村口集合，听生产队长安排当天的活计——要么去地里锄草，要么去河边挑水浇地，要么去场院整理农具。到了傍晚收工，小队长会拿着小本子，给每个人记上当天的工分，一笔一划都写得清清楚楚。
刚开始，大家还真有点不适应。以前忙的时候还能抽个时间在家缝缝补补、拾掇拾掇院子，现在就算没啥急活，也得去地里转悠，不然就没工分。有次王婶家里孩子生病了，想在家照看一天，还得专门去跟队长请假，回来后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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