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的中秋月色，落在台北大稻埕的屋瓦上，像一层薄霜。
颜料行“陈文彬”的招牌早已褪了漆，门板缝里透出一点昏黄。阁楼地板下的发报机还热着，真空管微微嗡鸣，像一只不肯睡去的蝉。林默涵——如今更多人叫他沈墨，或是陈文彬——坐在矮凳上，袖口卷到小臂，左手按着电键，右手捏着那张从信封里抽出来的照片。
照片是三天前由“青松”托渔船转来的。背面有妻子秀梅的字迹：“晓棠问爸爸何时回家。”
六岁的林晓棠，扎着两根羊角辫，站在青岛海边，风把裙子吹得鼓起来。她笑得露出一颗缺了的门牙，像极了那年他在晋江码头离开时，回头看见的女儿趴在妻子肩头挥手的样子。
林默涵把照片贴在胸口，又轻轻放到电报纸旁边。
墙上挂钟敲了十一下。
按约定，今晚零时零七分，厦门方向会守听三分钟。这是“影子”江一苇从上星期军情局第三处值班表上抠出来的空隙——魏正宏的机要秘书把保密局新换的班期用铅笔写在中西药店的账本夹层里，苏曼卿再转出来。三条线，绕了半座岛，才把一分钟的窗口递到他指尖。
他本该只发“台风计划”补遗：左营港两艘驱逐舰的燃油补给数、花莲外海警戒雷达的盲区时段。七十二组数码，正常发完，两分四十秒。
可他刚才校对江一苇送来的坐标时，又看见自己手腕内侧那道旧疤——那是1947年南京宪兵队审讯室里留下的。魏正宏当年翻过他的卷宗，虽因“证据不足”放了人，却把“李涛”这个名字钉进了备忘录。林默涵知道，自己这条线，撑到今天靠的不是天衣无缝，是靠敌人永远慢半步的傲慢。
慢半步，就够了。但今晚，他累。
从西门町甩掉张启明的跟踪算起，他已经四十多个小时没合眼。陈明月腿上的枪伤溃了脓，苏曼卿在咖啡馆地下室用咖啡渣和铜片拼的土电池电压不稳，江一苇的妻子临产，所有事都挤在胸口。他端起桌上凉透的茶，茶梗竖起来一根——老赵从前说，这叫“竖茶”，思乡。
他闭眼，听见自己心里有个声音：晓棠今年该上小学了。历史课会不会讲到台湾？会不会讲到她父亲？
零时零六分。
他戴上耳机，旋开刻度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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