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起。
“苏姐，天快亮了。”
苏曼卿抬起头。地下室的墙缝里渗进一线极淡极淡的灰白色光，不是蜡烛光那种暖黄，是冷的、硬的、不带任何温度的灰白，像一张被水洗过无数遍的白纸。她以为自己在黑暗中只待了几个小时，没想到已经一整夜了。老赵说过，人在敌后最难熬的不是危险，是不知道天亮还有多久。
她把围裙叠好放在墙角那堆空罐头盒旁边，然后站起来，朝地下室的楼梯走去。走了两步，她回头看了林默涵一眼。他正把那部拆成零件又组装好的发报机背在身上，动作从容而专注，像是在打点一件再普通不过的行李，手指在背包搭扣上按下去的那一刻发出一声沉闷而确定的轻响。在她眼里，他依然还是那个刚来台湾时连闽南语都说不利索的年轻商人，在高雄码头上被海关盘问时会把“你好”说成“里厚”，把特务都逗笑了。那时候他随身带的《唐诗三百首》里夹着女儿的照片，现在那本书还在，照片没了。但他还在。只要人还在，就没有输。
天亮之前，他们还有一件事必须做。
教堂的钟声只能引开特务一时。等魏正宏回过味来，第一个搜的就是这片街区剩下的每一寸地皮。地下室已经不安全了，必须在天亮之前转移到备用据点。
苏曼卿推开咖啡馆后门的门闩。雨停了，防火巷里积水漫过脚踝，水面上浮着烂菜叶和碎纸片，被凌晨的冷风吹得轻轻打旋。东边的天空还没有亮透，只是从纯黑色变成了深灰色，像是有人在幕布上泼了一瓢掺了水的墨。巷口教堂的尖顶在灰蒙蒙的天色里显出一个模糊的轮廓，钟声停了，特务们的叫喊声也远了，整条巷子安静得像一口被遗忘在角落里的棺材。
她蹚着积水走在前面，每一步都踩得很轻。这是她在台北活了六年练出来的本事——走在积水里不发出一丁点声响。她知道哪块石板下面是空的会发出咚咚的回音，哪段墙根底下堆着碎瓦踩上去会咔嚓作响。她领着林默涵穿过两条小巷，又穿过一排凌晨时分的晾衣绳，晾衣绳上挂着湿漉漉的被单，被风吹起来的时候像一排无声的旗帜。走在她身后的林默涵忽然想起，这种挂着湿被单的晾衣绳他在大陆见过，在浙江奉化的老宅后面，他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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