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七点二十分，永和豆浆店已经坐满了大半。
林默涵选了靠窗的第三张桌子——这是苏曼卿在三个月前就定好的观察点，从这张桌子看出去，既能看见贸易行的正门，也能瞥见斜对角巷口的动静。更重要的是，旁边墙上挂着一面裂了缝的镜子，通过镜面反射，可以看到身后几桌客人的情况而不必回头。
“沈老板，老样子？”店伙计阿旺熟络地迎上来，肩上搭着条发黄的毛巾。
“一碗咸豆浆，两根油条，再加个荷包蛋。”林默涵摘下金丝眼镜，用绒布仔细擦拭。镜片上沾了些雾气，高雄早晨的空气总是潮湿的，像能拧出水来。
“好嘞！”阿旺朝后厨喊了一嗓子，又压低声音说，“沈老板，这几天店里生面孔多，您留神些。”
林默涵抬眼看他。阿旺是苏曼卿发展的一条“暗线”，这小伙子原本是码头苦力，去年搬货时摔断了腿，是苏曼卿出钱给他治的伤，后来又介绍他来豆浆店做工。人懂得感恩，虽然不知道具体在干什么，但只要苏曼卿交代的，他都照做。
“怎么个多法？”林默涵重新戴上眼镜，状似随意地问。
“昨天来了三拨，今天一早又来了俩。”阿旺一边擦桌子，一边用只有两人能听见的音量说，“都点最便宜的东西，一坐就是大半天。您看靠门那桌，穿灰夹克那个，昨儿下午就在，今儿又来了。”
林默涵没有直接转头，而是借着擦手的动作，用眼角的余光扫向门口。灰夹克男人大约三十岁，面前摆着半碗豆浆，手里拿着份《中央日报》，但报纸是反的。他的视线每隔几秒就会飘向窗外，焦点落在墨海贸易行的大门。
“还有墙角那个穿学生装的。”阿旺继续擦桌子，声音压得更低，“看着像学生，可手上没茧，倒有戴表的印子——穷学生哪戴得起表？”
林默涵心里一紧。阿旺虽然没受过专业训练，但码头工人的眼力不差，这些细节他看得很准。学生装青年坐在墙角阴影里，面前只放了一杯白水，时不时抬手看表——他腕上确实没表，但左手腕有道明显的白色印痕，那是长期戴表留下的痕迹。
“知道了。”林默涵从怀里掏出钱包，抽出两张钞票递给阿旺，“今天的账，连昨天那位王稽查的一起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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