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点一刻，陈明月端着粥碗上楼。她穿藕荷色旗袍，头发松松挽在脑后，几缕碎发被湿气贴在颈侧。“吃早饭吧。”她把托盘放在茶几上，白粥配酱瓜，还有一小碟肉松——都是最寻常的台式早餐，没有任何会引起怀疑的特别之处。
林默涵坐下时，注意到她左手无名指的疤痕今天格外明显。那道淡粉色的旧伤，是两年前一次未遂刺杀留下的。当时子弹擦过指骨，她愣是攥着情报跑出两条街才倒下。后来伤口愈合，却留下这个月牙形的印记，像某种隐秘的勋章。
“钟停了。”陈明月盛粥时说，语气平常得像在说“酱油没了”。
“嗯，我一会儿上弦。”林默涵接过碗。粥熬得正好，米粒开花，米汤稠滑。他舀起一勺，热气扑在脸上。“你上午要去裁缝铺？”
“取那件墨绿色旗袍，你说下个月商会酒会穿的。”陈明月坐下，用筷子夹酱瓜，发出清脆的响声。“王师傅说袖口要改，可能得等到下午。”
“不急。”林默涵说。这是暗语——如果她说“下午”，意味着今天有情报需要传递，但可以等到午后相对安全的时段。
两人安静地吃粥。雨声填充了沉默，窗外的世界被雨水泡得柔软。林默涵想起小时候在福建老家，雨季也是这样漫长。母亲总在雨天补衣服，针线穿过棉布的声音，和雨打芭蕉的声音混在一起，成了一种让人安心的白噪音。那时候他还叫林水生，是林家染坊的二儿子，最大的烦恼是背不出《论语》被先生打手心。
“今天初几了？”陈明月突然问。
“十六。”
“哦，那明天该去邮局汇钱了。”她说的是给“福建老家的母亲”寄生活费——这是他们每个月必须完成的掩护动作。贸易行的账目上，有一笔固定支出叫“沈老夫人赡养费”，每月五十美元，通过香港中转到厦门的一家钱庄。那家钱庄真实存在，掌柜是组织安排的联络人，钱最终会作为活动经费重新进入流通。
但林默涵知道，陈明月问的不是这个。每个月的十六号，是他们接收“家书”的日子。那些用特殊药水书写的信件，看起来是母亲絮叨家长里短，实则是来自上级的最新指示。
“我下午去。”他说。
碗筷收进托盘时，陈明月的手指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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