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仁这个人，”常军仁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着买家峻，“在市委大楼里待了十八年，跟过四任书记。每一任书记走的时候，都想把他带走，他都没去。有人说他是恋权，有人说他是恋栈，可我知道——他是恋怕。”
“恋怕？”
“怕站错队。”常军仁转过身，光线从他背后打过来，把他的表情笼在阴影里，“他见过太多人起高楼，也见过太多人楼塌了。看得多了，就不敢轻易押注。可这次不一样。这次他主动来找我，说了一句话——”常军仁一字一顿，“他说，解宝华他们玩过界了，他不想当陪葬。”
买家峻想起韦伯仁在病房里说“我不想跟着他们一块儿翻船”时的表情。那个表情跟常军仁描述的一模一样——一个习惯了在夹缝里生存的人，终于被逼到了不得不选择的地步。
“所以我让他去找你。”常军仁说，“他手里有你需要的东西，但交给我和交给你，性质不一样。交给我，是下级向上级汇报；交给你，是涉案人员主动提供线索。在程序上，后者对专案组更有用。”
买家峻沉默了一会儿，心里有些东西在翻涌。他想起那份牛皮纸信封里的记录，想起韦伯仁工整的字迹和发抖的声音，想起常军仁刚才说的“我跟他打了二十年交道”。二十年的官场博弈，每一个棋子都被反复掂量过，每一句话都藏着好几层意思。而他这个刚到新城不久的外来者，正在被这些老手一点一点推向前台。
“你是不是从一开始就计划好了？”买家峻问。
常军仁没有正面回答。他走回办公桌前，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文件夹，放到买家峻面前。文件夹是黑色的，磨得边角都发白了，看上去有些年头了。
“这是三年前那件事的全部材料。”常军仁的声音压得很低，“解宝华的侄子，在杨树鹏的赌场被做局的那件。”
买家峻打开文件夹。第一页是一份报案记录，时间是三年前的七月。报案人叫解明辉，二十五岁，报案内容是被人在赌场设局诈骗，金额两百三十万。记录上写着：报案人情绪激动，称对方故意灌酒后诱其参赌，赌局中存在明显作弊行为。后面几页是询问笔录、银行转账记录和一份调解协议。调解协议上签着解明辉和杨树鹏的名字，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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