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两点半，买家峻准时站在了屠有年办公室门口。门是虚掩的，留着一道三指宽的缝。这个细节他注意到了——老纪检的门，从来不会完全敞开，也不会完全关死。敞着是姿态，关着是戒备，虚掩是手段。给你留一步自己推进来的余地，也给自己留一步观察你的余地。
他敲了两下门。
“进。”
屠有年的临时办公室在市委东配楼三层，原来是间小会议室，临时腾出来给了督导组。房间不大，一张办公桌，两把椅子，一个铁皮文件柜，墙上挂着一幅本市地图，地图上用红蓝两色的图钉标了不少点。买家峻扫了一眼那些图钉，蓝色的集中在老城区和安置房片区，红色的散落在几个商业地块上。他心里有了数——督导组来之前做的功课，比他想象的多。
屠有年坐在办公桌后面，鼻梁上架着一副老花镜，面前摊着一沓厚厚的档案。买家峻认出最上面那份是安置房项目的停工报告，边角卷着，是翻过多遍的痕迹。旁边还有几份文件，他看不清标题，但能看见纸页边缘盖着红色的“绝密”印章。
“坐。”屠有年把老花镜往鼻梁上推了推。
买家峻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椅面是硬木的，靠背很直，坐着并不舒服。他知道这不是故意的——这间办公室里的家具都是临时拼凑的，不舒服很正常。但他也知道，屠有年完全可以让人换一把舒服的椅子。没换，就是一种态度。
屠有年没有马上说话。他把手里的文件翻了一页，又翻了一页，像是在看什么非常重要的内容。房间里安静得只剩下翻纸的声音，哗啦，哗啦，每一下都像是在往沉默的水潭里丢石子。
买家峻没有催他。他坐在那里，背挺得很直，双手放在膝盖上。他注意到了屠有年桌上除了文件之外的东西——一个老式的搪瓷茶杯，杯身上的漆掉了几块，露出下面灰黑色的铁胎，杯盖上印着“省纪检系统第三届培训班留念”，日期是十八年前。一支钢笔，笔帽上的镀金已经磨掉了大半，露出黄铜底子。还有一盒降压药，就放在茶杯旁边，药盒的锡箔板上已经空了三粒。
“买家峻同志。”屠有年开口了，但眼睛还盯在文件上，“你是主动要求调到新城来的，还是组织安排的？”
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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