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军仁端起茶杯，却没有喝，“专项调查组的进展受阻，有人明里暗里使绊子。今天下午的常委会上，解秘书长又提出要‘慎重考虑调查的负面影响’，建议缩小调查范围。”
买家峻点点头。这件事他知道，解宝华的提议最终被暂缓审议，但态度已经很明确了。
“但您知道为什么吗？”常军仁放下茶杯，声音压得更低，“因为韦伯仁昨天去了一趟‘云顶阁’，见了花絮倩。今天上午，解秘书长的态度就变了。”
买家峻的心一紧：“您怎么知道的？”
常军仁从随身的公文包里拿出一个文件袋，推到买家峻面前：“我调来沪杭新城之前，在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工作。那个时候，我们就注意到沪杭新城有些异常情况，但因为没有直接证据，一直无法深入调查。”
买家峻打开文件袋，里面是几份打印出来的材料。第一份是一份谈话记录，时间是三个月前，谈话对象是沪杭新城原副市长李国华——李国华在三个月前被调离，理由是“健康原因”。但谈话记录显示，李国华曾反映过解迎宾与市委某些领导“往来密切”。
“李国华调走后，这份谈话记录就被归档封存了。”常军仁说，“我调来新城后，一直在暗中观察。韦伯仁这个人，表面上是市委一秘，实际上掌握着很多关键信息的上传下达渠道。我注意到，他和解迎宾虽然没有公开往来，但他们的行程经常有重合——解迎宾去省城开会，韦伯仁‘恰好’也去省城汇报工作；解迎宾宴请重要客户，韦伯仁‘刚好’在同一个酒店接待客人。”
“有证据吗？”
常军仁又推过来一份材料，是几份行程记录的复印件：“这些是我从办公室的车辆调度记录和接待安排里整理出来的。您看，过去半年，这样的‘巧合’有十三次。而且，每次韦伯仁和解迎宾的行程重合后，市委对某些工作的态度就会发生变化。”
买家峻快速翻阅着那些记录。常军仁的分析很细致，每一条都标注了时间、地点、事由。其中一条引起了他的注意：七月十五日，解迎宾在“云顶阁”酒店宴请省城来的投资商；同一时间，韦伯仁在“云顶阁”旁边的餐厅“接待老同学”。但记录显示，韦伯仁的车在那天下午五点进入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