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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你能收到这封邮件的时候，我还在不在。也不知道你能不能听到最后。但有些话，我在电话里说不出口，见面更说不出口，只能录下来。”
录音里沉默了两秒，像是说话的人在整理自己的情绪，又像是在犹豫要不要继续说下去。
“当年的破产案，不是意外。”
陆时衍慢慢地靠进椅背里，眼睛盯着屏幕上那行音频波动的曲线，看着那条线剧烈地跳了一下。
“苏建民的公司在破产前三个月，账面上的现金流是正的。我帮他做的法律评估，结论是可以申请破产保护，重整债务，公司还有得救。但这份评估报告，被人换掉了。”
“换成了一份认定苏建民恶意逃债、转移资产的法律意见书。签名是我的，章是我的，连行文风格都模仿得一模一样。连我自己看了一遍，都觉得那是我写的。”
“但我没有写过。”
录音里的声音忽然抬高了一点，不再是那种慢悠悠的腔调，而是带着一种压抑了十年的愤怒和……恐惧。
陆时衍认识这个语气。
他大二那年，沈如松在课堂上讲过一起经典案例，讲到最后忽然停下来，站在讲台上沉默了很久，然后用一种所有人都没听过的声音说了一句话：法律可以惩罚犯罪，但有些罪，法律拿它没办法。那时候沈如松脸上的表情，就是现在这个语气。
“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当时不敢查，因为我女儿刚出生，老婆身体不好，一家老小全靠我那点工资和课题费养着。我怕查下去，连这点东西都保不住。我告诉自己苏建民的事是商业纠纷，不是刑事案件，我不是包庇，只是……没有能力。”
“这一没能力，就是十年。”
音频波动的曲线变成了一段几乎平直的线条，只有细微的呼吸声证明录音没有中断。
“后来我收了三个学生，资质参差不齐，但都还算用功。我对他们要求很严，尤其是你。因为你最像我年轻的时候，太较真，太信道理。我一直想把你那个劲头磨掉一点，不是不让你追求正义，是不想你走我的老路。”
“我教你怎么抓漏洞，怎么设逻辑陷阱，怎么在法庭上把对方辩得哑口无言——这些东西，一半是律师的本事，另一半，是一个懦夫的自我保护。”
“因为我怕你查到那件事。”
陆时衍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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