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到判决书背面靠近装订线的地方，那里有一行极细的铅笔字，颜色已经淡得几乎看不清，但字迹的笔锋仍然透着苏长河一贯的力道——“但我还有砚砚。”
“我在。”苏砚把那行字连同整张判决书轻轻放回桌上，声音很轻，“爸，我在这里。”
陆时衍从办公桌后走过来，在她面前站了片刻，然后弯下腰把她手里那张已经捏皱了的判决书边缘一点一点展平，指腹擦过那行铅笔字时放得极轻，像是在碰一道还没愈合的旧伤。
“我们跟赵知行的这一仗，”他说，“不是钱的事。”
苏砚抬起眼睛。她眼眶微红但没有眼泪，目光像一块被淬过火的钢，又硬又亮。“对。是债。”
两个月的时间，庭前准备。
陆时衍把赵知行案当成了职业生涯最重要的案子来办。不是因为它复杂——论复杂性，千亿AI专利案甩它几条街。而是因为它重。他带着团队翻遍了赵知行二十年代理过的所有案件卷宗，从最高法院数据库查到区级法院档案室，从电子文档查到纸质原件。查出来的东西比预想的更多——除了苏长河的案子，赵知行至少还参与过四起类似的恶意破产案。手法如出一辙：找一家快破产但拥有核心技术的小公司，代表大资本收购方，用虚假评估报告压低资产价值，走司法程序完成合法掠夺。
苏砚每天晚上下了班都来他办公室。她负责技术层面——那些被掠夺的专利和商业数据，别人看不懂，她一眼就能认出来。她的助手每天早晚准时送两杯热美式过来，一杯给陆时衍，一杯给她。助理第一次送错成了拿铁，苏砚只尝了一口就搁下说“味道不对”。后来陆时衍注意到，那个杯子她再也没碰过。
苏砚倒也没有追究。她只是把杯子和档案袋放在一旁，然后坐在沙发上打开笔记本电脑，继续比对二十年前的专利文档和商业数据。屏幕上的代码和专利图纸一行一行闪过，陆时衍偶尔抬头看她——她工作的时候全神贯注，眉心微微蹙起，手指在键盘上敲得又快又稳，像一个正在拆弹的专家，每一刀都精准无误。
有一次比对到凌晨两点，她忽然合上电脑把档案袋拿到茶几上摊开，从里面拣出一张旧照片——苏长河和赵知行的合照。“我爸这辈子犯的最大的错误不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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