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帮周砚秋窃取我手里的证据。那次你没留后路。这次你带了这么多东西回来，但这些东西是给我们的，不是给你自己的。你自己那条路，在哪儿？”
薛紫英低下头，手指把水瓶捏得咯吱响。她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她从来只给自己留一条路——后退的路，逃跑的路，事发了就跑、换一个城市换一个身份重新开始的那条路。但这一次她回来了，回来就不是为了跑。不是为了跑，但她也不知道为了什么。
苏砚站起来。她走到薛紫英面前，伸手。薛紫英以为她要握手——两个女人在经历了这么多事之后，也许可以有一个有仪式感的和解。但苏砚没有握她的手。苏砚把她的围巾从薛紫英脖子上摘下来，叠好，放在桌上，然后握住薛紫英的手。不是礼仪性质的握手，而是那种很用力、能把骨头握疼的握法。
“你那天在法庭上，站出来交出录音的时候，你的腿在抖。”苏砚说。
薛紫英点头。
“抖得跟筛糠一样。但你站住了。一个人腿抖成那样还站得住的，不多。今天你带的这些东西，够他们把牢底坐穿。但你得想清楚——你不是在为过去赎罪。赎罪太重，你背不动，也没人要你背。你把该交的交出来，接下来要做的事，比赎罪更费劲。”
“什么事？”
“活着。往后的人生里，踏踏实实地活。替那个被愧疚压得喘不过气的自己，活一场轻松的。”
薛紫英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了。不是那种嚎啕大哭的掉法——眼泪就那么流下来，流过脸颊，滴在桌上，一滴一滴，像是一个攒了太多年的水库终于开了闸。她松开苏砚的手，用袖子擦了擦眼睛，然后站起来。
“那我先走了。”
“去哪儿？”陆时衍问。
“回家。”
“你家楼下现在至少有四拨记者蹲着。你确定要回去？”
薛紫英愣了一下，然后苦笑。那苦笑里有一点自嘲，也有一点释然。做了这么多年的事，跑了这么多年的路，到头来连自己的家都回不去，不知道该怪谁，好像最该怪的人是自己，但最不该全怪的人也是自己。
“那我去哪儿？”
苏砚拿出手机，翻出一个地址，递到薛紫英面前：“我公司楼下有一套员工公寓，空的，密码锁。没有人知道那个地址。”
“你让我住你的房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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