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三点，柏悦酒店行政酒廊。
苏砚走进去的时候，白崇山已经到了。他坐在靠窗的位置，窗外是这座城市最贵的天际线，阳光从玻璃幕墙折进来，把他满头银发照得发亮。他穿了一件深灰色的亚麻衬衫，没有系领带，袖扣是两粒不起眼的黑玛瑙。整个人看起来不像一个手握四家上市公司的大鳄，更像一个退休的大学教授，温和、体面、讲究。
“苏总。”他站起来，伸出手。
苏砚没有握。
她在他对面坐下，把录音笔从口袋里掏出来，啪地放在桌上。笔是那种老式的型号，一键开关，红灯亮起的时候格外扎眼。
“白总别介意。我今天来的目的你心知肚明——既然双方都是在明处做事的人，不如摊开来谈。”
白崇山看了一眼那支录音笔，嘴角浮起一丝笑意。不是尴尬的笑，不是恼怒的笑，是一种看小孩子耍小聪明的笑。“苏总做事果然跟你父亲一个风格。”
“我父亲什么风格？”
“直。太直了。”白崇山端起面前的咖啡杯，不紧不慢地呷了一口，“你父亲当年来找我的时候，也是这么把东西往桌上一拍。他说，白崇山，我知道你在背后做了局，你把我的公司还给我。我说，你拿什么让我还？”
苏砚的心跳加快了几拍，但她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她父亲跟白崇山见过面。这件事她不知道。她一直以为父亲是被资本背后操控的，连对手的面都没见过就输了。原来他见过。原来他直接找过白崇山。然后他死了。
“你怎么回答他的？”
“我说——商场如战场，输赢由命。”白崇山放下咖啡杯，双手交叠在膝盖上，身体微微后靠，“我不欠你父亲什么。他破产是因为他的技术路线走错了，他的管理团队崩了，他对赌协议签得太激进。我只是做了任何一个投资人在那个节点该做的事——低价买进，重组卖出。”
“你把恶意做空叫重组？”
“叫什么都一样。结果不变。”
苏砚盯着他的眼睛。那双眼睛很平静，没有得意，没有愧疚，没有任何正常人谈到一条人命时该有的东西。那是一双真正资本家的眼睛——在它们看来，所有东西都是数字，都是账面盈亏，包括人命。
“你今天找我来，”苏砚说，“不会只是为了叙旧。”
白崇山看了她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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