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所应当的矢口否认，“如果你对我们的结论有异议，你可以保留你的意见，到时候我们在特别法庭见。”
“喂，你们还要我说多少次？”电话另一头的人明显着急了，声音也开始颤抖，“我……我是被逼无奈的。你们可以拿着法律跟我辩论，但那些人会直接开枪，我要是不配合他们就会被他们直接称呼为恭顺派信徒然后领一颗子弹！上帝啊，算我求你们了，看在大家都是德国人的份上……”
类似的推卸责任的话她听得太多了。失去了耐心的凯蒂亚把话筒放好，做了些记录。只过了一分钟，电话又响了。
“……喂？”
“这里是西德难民事务部吗？”从声音上判断，打来电话的应该是个三十多岁的青年男性。
“不，您打错电话了，我们这是东德人民议会的劳工和社会政策委员会（AusschussfürArbeitundSozialpolitik）。”凯蒂亚的右手食指顺着文件边缘的锋利棱角一路向下划动着，“……如果您需要西德难民事务部的电话号码，我可以为您提供。”
迎接她的是一片沉默和唐突出现的噪音。
凯蒂亚·瓦尔德海姆沉默了片刻，挂断了电话。她在笔记本上记录了些内容，而后接过了打字员递来的文件，匆忙地看了一眼标题，又在下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做完这一切之后，她看了看身旁其他几乎都在打瞌睡的同事，小心翼翼地拿起放在座椅旁的手提包，离开了办公室。
德国人，这个词汇好像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了。就在大约一年半以前，两个德国的统一仿佛近在眼前，人为创造出来的屏障俨然已经消失不见。坚信着来自西德的帮助能够为东德注入活力的人们忘却了近在咫尺的威胁，也忘记了远在大洋彼岸的那双从未移开视线的眼睛。一连串的惨败改变了一切，结束纷争和仇恨的愿望改变不了在残酷的生存问题面前必须舍弃些什么的现实。仅仅是东德难民在西德的待遇就足以让原本就不那么信任西德和NATO联军的东德人产生怀疑，更别说后来反复无常的种种自相矛盾的命令了。
走在街上散步的凯蒂亚想到了许多，她生为东德人，以西德人的身份长大，又最终回到了东德，而且看样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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