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救信号，吴立凤内心的防线开始出现裂痕，最初的强硬姿态渐渐动摇。
真正让她心理防线彻底崩溃的，是在一次看似不经意的接触中。
一名负责她日常生活的纪委工作人员，在递送物品时，用极低的声音、看似随意地“提醒”了她一句：“在里面，管好自己的嘴，别乱说话，有些事，说多了对自己没好处……外面，领导们也在想办法，总要争取个最好的结果。”
这句话如同冰锥，刺穿了吴立凤最后的幻想。
她“明白”了——自己已经被彻底抛弃了。
就像当初她毫不犹豫地让赵彬顶罪、让吴江自生自灭一样，如今她也成了那个被弃之如敝履的“卒子”。
所谓的“想办法”、“争取最好结果”，潜台词无非是：只要你乖乖认下自己的罪，不乱咬别人（特别是某些特定的人），那么“上面”就会使力，尽量在量刑和后续处理上给你“操作”空间，争取轻判，甚至将来运作“保外就医”也不是不可能。
反之，如果敢乱说，下场只会更惨。
想通了这一层，在恐惧、绝望和一丝残存“交易”希望的交织下，吴立凤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她开始陆陆续续地交代问题，但交代得很有“分寸”——主要集中在已经暴露、无法抵赖的违纪违法事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