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贵蹲在县城中学食堂后面的水沟边上，拿一根树枝拨弄水里的烂菜叶子。
这是他调回乡下的第三年。
三年里他换了三个学校，越换越偏远，最后这个学校离他老家只有八里地，骑自行车四十分钟，中间要过两个土坡。
下雨天路上全是泥，骑不动，只能推着走。
他农村娶的媳妇带着孩子住在老家，跟他爹娘挤一个院子。
婆媳天天吵架，他夹在中间，哪边都不敢得罪。
他不是没想过回上海。
他写过信，找过老同学，甚至给教育局递过申请。
但没有一个回音。那年头调动工作比登天还难，尤其是从乡下往城里调。
没人愿意跟他换。
他在上海那个教职是靠着“已婚、配偶为上海户口”拿到的，现在婚没结成，户口没了，谁还认他？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蹲在水沟边上拨弄烂菜叶子，等着食堂开饭的钟声响。
今天食堂的晚饭是窝窝头配咸菜，他吃了两个，喝了碗面汤，回到宿舍倒头就睡。土坯房冬天阴冷，春天返潮，被子永远带着一股霉味。
他把被子蒙在头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然后他做了个好梦。
梦里他在上海。
他站在一间明亮的教室里，黑板上写着他刚写下的板书，粉笔字工工整整。讲台下坐着一排排学生，眼睛亮晶晶地看着他，有人叫他“王老师”，声音里带着尊敬。
他穿着那件藏蓝色的中山装，口袋里插着钢笔，领口干净挺括。
窗外是上海秋天的梧桐树，金黄叶子落了一地。
下课铃响了。
他夹着讲义走出教学楼，门口遇见同事，人家笑着跟他打招呼：“王老师，明天教研室开会你别忘了。”
他点点头，语气里有分寸的矜持：“忘不了。”
他走在上海的马路上。
路是柏油铺的，路灯亮堂堂的，街边有卖糖炒栗子的，香气飘了一整条街。
他拐进弄堂，上了楼。推开门，家里灯亮着。厨房里传出炒菜的声响，客厅里两个孩子趴在小桌上写作业——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眉眼都像他。
男孩抬起头喊了一声“爸”，女孩跑过来抱住他的腿。
厨房里走出一个人。
是安娜。
不是那个后来嫁了海军军官、搬进军区大院的安娜。
是这个家里的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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