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急于发表大量论文，而是首先系统地梳理、吸收这几十年来西方汉学界，尤其是欧洲在中国文学、历史、哲学领域的新成果、新方法。
她如饥似渴地阅读，参加研讨会，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交流。她的学识根基深厚，又兼具东西方的视野，很快便在牛津的学术圈中赢得了尊重。
然而，她的研究重心，始终未曾偏离故国的文化。
她利用牛津大学图书馆（Bodleian Libraries）极其丰富的馆藏，特别是那些在国内难以见到的珍稀版本和西方早期汉学著作，继续深化她的《中国小说史》研究，着手进行第三次大规模修订和增补，并开始将其翻译成英文，旨在向西方世界系统、准确地呈现中国叙事文学的传统与魅力。
同时，她启动了一个更为宏大的计划——编纂一部《海外藏中国古典小说戏曲书目提要》。
她系统地调查、走访了大英博物馆、法国国家图书馆、柏林国立图书馆等欧洲主要机构的中文古籍收藏，凭借其精深的版本目录学造诣，为大量流散海外的珍本、孤本撰写详尽的提要，考辨源流，纠正以往著录中的谬误。这项工作繁琐而浩大，但她做得一丝不苟，仿佛是在为未来的某一天，文化的血脉能够重新完整连接，做着最基础的准备。
她偶尔会收到来自国内的信件，起初是容庚先生等人，后来渐渐稀少，直至最终杳无音信。从那些越来越简短、措辞越来越谨慎的信中，以及海外报刊上零星的消息里，她能拼凑出国内正在发生的剧烈变化。
她沉默地阅读着，将忧虑深埋心底，只是更加埋首于故纸堆中，仿佛要将那些跨越重洋的文化遗产，用自己的方式，牢牢地守护住。
又过了几个春秋，今生的清秋的鬓角渐渐染上霜华，但她的眼神依旧清澈，脊背依旧挺直。
她谢绝了一些大学提供的长期教职，保持着客座的身份，这让她拥有更多的自由。她游学于欧洲大陆，在巴黎、莱顿、海德堡等汉学重镇进行短期研究和讲学，不断丰富着自己的学识网络。
国际形势与国内氛围的微妙变化，开始透过那层“隔膜”隐约传来。清秋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信号。
她与一些同样关注故国的海外华人学者联系增多，谨慎地交换着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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