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做了嫁衣！我不甘心！我不甘心啊！”
他越说越激动，积压已久的怨气、愤懑和失败感如同决堤的洪水，汹涌而出，口不择言：
“你祁同伟算个什么东西？！啊？！不过是个靠着女人上位的软骨头！要不是当年在汉东大学操场的那惊天一跪，傍上了梁家，后来又像条狗一样巴结赵立春，现在又见风使舵抱上了宁方远的大腿，你能有今天？！你能穿上这身警服，坐到现在这个位置？！你凭什么？！凭什么风光的是你，落难的是我？！”
他仿佛找到了发泄口，将所有的失败都归咎于他人的“钻营”和自己的“时运不济”：
“还有陈海！那个伪君子！上次从刘庆柱那里拿到的所谓赵立春派系的证据，分明就是沙瑞金和他陈海给我设的局！一个请君入瓮的毒计！要不然我怎么会栽得这么惨？！怎么会和小艾离婚？！连我的孩子……我自己的孩子现在都他妈要改姓钟了！！”
侯亮平状若癫狂，絮絮叨叨地诉说着他的“冤屈”和“不平”，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个被阴谋陷害、被命运捉弄的悲剧英雄。
祁同伟面无表情地听着，任由他发泄。从这充满偏执和怨恨的叙述中，他大致拼凑出了侯亮平的动机：婚姻破裂、政治生命终结、众叛亲离……巨大的落差让他心理失衡，他将这一切归咎于沙瑞金、陈海的“算计”和赵立春派系的“迫害”。他固执地相信，丁义珍作为关键人物，必然在证物中留下了足以翻盘的“后手”，他铤而走险绑架林华华、索要证物，就是为了拿到这个想象中的“杀手锏”，实现绝地翻盘，或者至少拉人陪葬。
然而，祁同伟冷静地注意到，侯亮平的指控虽然激烈，却缺乏实质性的证据，更多是基于个人臆测和失败后的怨恨投射。
就在侯亮平喋喋不休地控诉时，站在祁同伟身后的看守所所长和政委，以及站在侯亮平身后负责看守的民警，几人的脸上都露出了极其尴尬和纠结的神色。他们低着头，眼神躲闪，恨不得自己能瞬间消失。当着顶头上司的面，亲耳听到如此劲爆的、涉及领导隐私和过往“黑历史”的咆哮，这简直是职业生涯中最恐怖的酷刑！他们只能拼命降低自己的存在感，内心祈祷领导不要因此迁怒。
祁同伟似乎完全没有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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