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看。“胎位不正，难产。得赶紧抬回城里。”
沈砚之让人卸下一块门板当担架，把产妇抬进了城。丈夫跟在担架后面，一瘸一拐地走着，嘴里不停地念叨着“谢谢官爷谢谢官爷”。沈砚之问他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他说他叫田大柱，是城外田家湾的农民。北洋军撤退的时候把村子烧了，他带着老婆孩子逃出来，想往南边跑，跑到半路上老婆要生了。
“官爷，”田大柱忽然抓住沈砚之的袖子，“你们是南军吗？就是报纸上说的那个……北伐军？”
“是。”
田大柱的眼睛忽然亮了。“那你们打完了，还走吗？还让北洋军回来吗？”
沈砚之看着这个被战火撵得无家可归的农民，不知道该说什么。他见过太多这样的人了。在云南，在四川，在湖南，在每一个战场经过的村庄。他们的房子被烧了，地被踩平了，亲人死在逃难的路上。他们什么都不懂，不懂什么主义什么革命，他们只想知道一件事——你们打完了，能让我们回家吗？
“不让了。”沈砚之说。他的声音很轻，但很坚定。“打完这一仗，就不让他们回来了。”
田大柱愣了一下，然后这个满脸是血的男人忽然蹲下来，抱着膝盖嚎啕大哭。两个孩子看见爹哭了，也跟着哭起来。哭声在寂静的秋夜里传得很远很远。
回到城里的时候，军医已经做了他能做的一切。但产妇失血太多，胎位倒转之后引发了更大的出血。军医满头大汗地走出来，对沈砚之摇了摇头。
“救不回来了。”
沈砚之站在门外，听到里面传来婴儿的哭声——孩子保住了，但产妇的气息越来越弱，越来越弱。最后，那个嘶哑的女声响起来，声音轻得像风里的落叶。
“大柱……把娃带大……别让他当兵……”
然后什么声音都没有了。
田大柱蹲在墙角，把头埋在膝盖里，肩膀剧烈地抽动着，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他的大女儿站在旁边，七八岁的孩子还不完全明白发生了什么，只知道娘不说话了，爹在哭。她走过去，用手擦爹脸上的眼泪，说：“爹不哭，娘睡着了，明天就醒了。”
沈砚之转过身去。
他走出院子，站在城楼的阴影里。月亮已经升到了中天，把整座武昌城照得惨白。身后的屋子里传来婴儿的哭声和男人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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