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得快透了，左脚大脚趾的位置剩了薄薄一层布，用手一顶就能戳破。鞋面上两块颜色略深的补丁在阳光下看得更清楚了——那不是用碎布拼的，是用养母自己一件旧褂子的袖口裁下来的。那件褂子，阿贝记得，是养母唯一一件还算体面的衣裳，逢年过节才舍得穿。
她把旧布鞋贴在脸上，深深吸了一口气。鞋上残留着水乡的气味——河水的腥、稻草的香、灶台上的烟火气，还有养母手上的温度。
“娘，”她对着旧布鞋小声说，“我一定挣够了钱就回来。”
然后她把旧布鞋重新包好，塞进包袱最底层，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
那双崭新的千层底布鞋稳稳当当地踩在上海的码头上，踩过碎石子、煤渣、车辙印和陌生人的脚印，一步一步地朝前走。
那双鞋的鞋底，纳了整整七层布。每一层布之间，都夹着养母半夜油灯下的一声叹息、一句没有说出口的“小心”、和一个来不及擦掉的眼泪印子。踩上去很软，也很硬——软的是棉花和布，硬的是一个母亲把心缝进鞋底里的力气。
许多年后，阿贝在上海拥有了自己的绣坊、自己的名声、自己的家。她穿过洋行里买来的高跟鞋，穿过绸缎做的绣花鞋，穿过齐啸云送她的那双意大利产的小羊皮短靴。但那双藏青色的千层底布鞋，她一直收在衣柜最里面，用一块白布包着，每年农历二月初——她离开清水镇那天——都会拿出来晒一晒。
有人问她为什么留着。
她说，那是她这辈子穿过最合脚的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