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太早，笑早了会惊着运气。可她还是想笑。五块银元一个月，包吃住。阿爸的药有着落了，莫婶也不用再半夜偷偷把粥里的米粒捞给阿爸自己喝米汤。她把包袱紧紧抱在胸口，下巴压在包袱上，在巷口跺了跺脚，然后撒腿就往客栈跑。
贝贝正式搬进绣庄宿舍的那天，她把自己的蓝布包袱打开，东西一件一件摆出来：两套换洗衣裳，一双新布鞋，半包米糕，一小块磨刀石（莫婶说城里剪刀钝了没人帮你磨，自己带着方便），还有那块靛蓝色的襁褓布。她把襁褓布叠好压在枕头底下，玉佩还是挂在脖子上，红线贴着皮肤，走到哪里都随身带着。
天蟾绣庄的日子比沈家浜的绣坊要辛苦得多。天不亮就起来，先把绣房的窗台和绣架擦一遍，把丝线按颜色深浅排好。老板娘姓蔡，是个三十出头的女人，瘦高个，永远穿一件深紫色的旗袍，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说话慢条斯理，可从来说一不二。她管绣庄的方式比沈家浜的老板娘严厉得多——绣错一针扣半天工钱，迟到一刻钟扣一天，连续三天完不成定额就滚蛋。但她有一个好处：公平。赏罚都摆在明面上，从不克扣绣娘的赏钱，也不会偏袒任何一个人。贝贝在她手下只用了不到半个月，就从新来的“乡下丫头”变成了绣坊里公认的“快手阿贝”。
但沪上的日子不仅仅是绣花。
贝贝开始学沪上话。水乡的吴语软糯绵长，到了沪上却被码头文化和商业节奏磨得更快更利。沈家浜说“吃茶”，沪上说“吃茶呀”；沈家浜说“啥物事”，沪上说“啥么子”。起初她开口必脸红，因为绣坊里有几个本地的绣娘听她说话就笑——不是恶意的笑，是觉得这乡下丫头说话像唱戏，句尾拖得老长。贝贝也不恼，晚上躺在大通铺上，听着别人说话，在黑暗里无声地跟着学。她学东西快，嘴唇轻轻翕动，一遍遍纠正自己的腔调。一个月下来，她跟绣坊隔壁卖豆浆的阿婆说话时，对方问了一句“你是浦东人伐”——把她乐得不行。从“乡下人”变成“浦东人”，这就算是进步了。
她也开始学着认路。沪上的路名又多又怪，什么“霞飞路”“愚园路”“极司菲尔路”，字她都认得，但拼在一起她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好几次她下了工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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