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负了。”
老板娘沉默了一会儿。她开绣坊开了十几年，见过太多从乡下来上海讨生活的姑娘，大部分人来了就不想回去，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就把乡下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但阿贝不一样。阿贝每个月发了工钱，第一件事不是去买姑娘家喜欢的胭脂水粉，而是去邮局汇款，汇到那个她在地图上指了三次邮局职员才找到的小镇。剩下的钱，她连一碗加肉的面都舍不得吃。
“去几天？”
“不知道。把事办完就回来。”
“你一个姑娘家，回去能办什么事？你爹是跟地头蛇争码头，你回去能打还是能闹？”
阿贝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她只是微微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很淡，但眼睛里有一种老板娘从来没有在这个二十出头的姑娘眼里见过的东西——不是冲动，不是愤怒，而是一种被压了很久、终于决定不再压着了的决绝。
“我爹当年从码头上把我捡回来的时候，也没有问自己能不能养活我。”
老板娘没有再说话。她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里面装着阿贝这个月的工钱，提前结给了她。信封递过来的时候，她的手在阿贝的手背上轻轻拍了拍，说了一句：“早点回来。你的绣架我给你留着。”
阿贝接过信封，深深鞠了一躬，转身回了后院。她没有什么行李好收拾的——两件换洗的衣裳，一双布鞋，养母给她缝的那个旧荷包，和那半块玉佩。她把玉佩从枕头下面翻出来，放在掌心里看了一会儿。玉佩温润如初，上面的纹路在穿过窗户的夕阳余晖里泛着幽幽的青色光泽，像一小块被凝固了的水。她不知道这半块玉佩的来历，养父说捡到她的时候玉佩就揣在她怀里，想来是亲生父母留给她的信物。但她没有时间去想亲生父母的事——养父养母给了她一条命，她现在要回去守着他们。
从上海到西塘，火车转渡船，渡船转牛车，折腾了两天一夜。阿贝在第二天黄昏时分踏上了西塘码头的青石板台阶。码头上的一切和她走的时候一模一样——岸边泊着七八条乌篷船，船头的渔网晾成半圆形，在晚风里轻轻晃动。码头边那棵老樟树还在，树干上刻着的“黄”字比一年前更深了，旁边又多了几个新的，刀痕锋利，像是刚刚刻上去不久。那是黄老虎的人留下的记号——每一道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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