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
“爹被抓走那天，我才一岁多，什么都不记得。但后来我总做一个梦——梦里有很大的房子，有很高的门，门上贴着封条，封条上盖着红印。我坐在门槛上哭，有人把我抱起来，拍着我的背说‘莹莹不哭，爹爹很快就回来’。”她顿了一下，“这个梦我做了十几年，后来问娘，娘说那不是梦。”
船橹吱呀吱呀地响，像在给她的叙述打拍子。
“我们搬到贫民窟那天，下着雨。娘抱着我坐在一辆破板车上，身边只有两个包袱，里面是几件换洗衣服和娘最后一点首饰。住的地方是一间偏屋，屋顶漏雨，墙角长霉，冬天冷得水缸结冰，夏天闷得像蒸笼。娘从来不抱怨，她白天帮人洗衣裳，晚上做针线活，一双手冬天全是冻疮，肿得跟小馒头似的。”
阿贝听着，指甲不自觉地掐进了手心里。
“后来齐家找到我们，管家隔三差五送些米面过来，日子才好过一些。”莹莹的声音没有怨气，平静得像在讲别人的故事，“娘总说，比起爹在牢里受的苦，我们这点难处不算什么。她还说，我们得活着，好好活着，等爹出来的那一天。”
“所以你才那么用功读书？”阿贝问。
“嗯。娘说只有读书才能翻身，才能堂堂正正地替爹争口气。我考进教会学校那年，娘把她最后一件首饰——一个玉镯子——当了给我交学费。那只镯子是爹当年娶她时送的聘礼。”莹莹笑了一下，笑容里带着阿贝熟悉的那种倔强，“我在学校拼命念书，比别人早起两个时辰，晚睡两个时辰。我不想让娘失望，也不想让爹失望。”
船摇到了一座石拱桥下，莫老憨在船尾闷声说了一句：“好孩子，不容易。”他的声音粗粗的，却有点发颤。
阿贝越过船舱看着莹莹，忽然觉得这个妹妹比外表看起来要坚韧得多。在沪上第一次见到莹莹时，她以为莹莹是被保护得很好的温室花朵——穿旗袍、上教会学校、出入有齐家人照料。可真正了解之后她才知道，那朵花是从砖缝里长出来的，根扎得比谁都深。
“你呢？”莹莹反问，“你跟我说说你在水乡的事。有没有下河摸过鱼？有没有划过船？”
“你让她自己说。”莫老憨在船尾难得地笑了，“这丫头八岁就能帮我划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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