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前争论着的“宗室是否该科举”的话题，此刻显得那么的遥远，那么的可笑。跟眼前这血淋淋的现实一比，科场名额那点得失，算个屁！
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混着巨大的屈辱，在茶馆里弥漫开来。这恐惧不再关乎个人的前程，而是关乎身家性命，关乎祖宗的衣冠还能不能传下去。
……
与此同时，在这份报纸的第二版，“国是论坛”栏里，刊着另一篇文章。
标题是：《救国三策与人格三问——致卫道子诸君》。
署名，还是朱思文。
文章的开头，没有寒暄，直指当日的《剃发颂》。
“读伪金朝鲜所谓‘状元’李杭之《剃发颂》，字字刺目，句句诛心。吾辈读书人，平生所重者，不过气节二字。然刀锋之下，气节几何？可换得项上头颅否？”
笔锋随即一转，指向了持续数日的辩论核心。
“卫道子先生忧国忧民，言必称宗室科举乃与寒门争利，坏国家取士大典。此心可鉴。然思文有一事不明，敢请教先生：如今陕豫饥民待哺，九边饷银匮乏，国库空空如也。救国如救火，非钱粮不可。然则，钱粮从何而来？”
问题抛出后，文章列出了三条路，谓之“三策”。
“策一：遣干员南下，彻查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等地官田隐占之情，令其一体纳粮，取消士绅优免。”
“策二：在两京一十三省，向所有商贸产业开征厘金商税，士绅家业，一并计征。”
“策三：即行废除藩禁，准宗室子弟从事四民之业，以此换取藩王郡王借钱粮与朝廷，暂解朝廷燃眉之急。”
写完三条，朱思文笔锋如刀，逼问一句：
“三策皆非万全，然救国刻不容缓。敢问卫先生，三策必选其一，当以何者为先？若三者皆否，则活民之资、御虏之饷，又从何而出？莫非坐视社稷倾覆，而后与李杭辈同写《剃发颂》耶？”
这第一问，已是刁钻。文章却并未停止，继而提出了更诛心的“第二问”。
“姑且抛开钱粮之事。思文再设一境，请先生凭心自问：若先生此刻非居大明京师，而是身处朝鲜汉阳，身为两班士子……”
“伪金爱新觉罗一族，欲与你同场科举，争抢状元之名，阁下当如何？是赞其‘天下为公’，还是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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