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又慎！万不可使其成为国中之国！”
“陛下！辽事之根本，不在辽西一隅，而在天下大势！”孙传庭的声音陡然提升，“建虏虽凶，然其人口不过百万，能战之兵不过数万。其所以能屡屡得逞，非其真无敌于天下，实因我大明自身百病缠身，无力倾国以赴！”
“陕晋流民日增，中原饥馑渐显，此乃心腹之患！若天下有变，烽烟四起，朝廷届时何以兼顾辽东？故臣愚见，当前第一要务，非在辽西与建虏争一城一地之长短，而在於快刀斩乱麻，彻底平定奢安之乱，稳固川黔！同时全力赈济山陕，安抚流民，清查田亩，整顿吏治，开源节流，使中原腹地恢复元气！”
“待国内粗安，府库渐盈，再练精兵十万，携雷霆万钧之势，出关犁庭扫穴！届时，何须什么藩镇？堂堂王师，自可克复全辽！”
“陛下，治大国如烹小鲜，不可操切，更不可行险！置藩之策，险矣！请陛下三思！”
孙传庭言罢，深深躬身，将手中条陈高举过顶。他的意思跟杨嗣昌的“五年图之”有点像，都强调先安内，但却几乎全盘否了在宁锦设藩的可行性，认为风险太大，必须三思而后行。
崇祯听完，脸上看不出喜怒，目光慢慢转向最后一人——袁崇焕。
“袁卿，”崇祯声音平平，“该你了。”
袁崇焕深吸一口气。他知道，自己的话至关重要，不仅关乎辽事看法，更关乎前程，甚至身家性命。
他此时也已经写完了，于是起身，双手捧起条陈，声音洪亮沉稳：
“臣袁崇焕谨奏。”
“陛下圣明烛照，牛会元此策别开生面，以唐事喻今，臣读罢亦觉耳目一新。其‘敛兵聚城’、‘经济困虏’之要旨，与臣昔日守宁远、凭坚城用大炮之策，实有相通之处。单论此点，此策确为缓解当前辽西危局之一法。”
他先捧了一番，姿态放得低，仿佛真心认同。
“然，”他话锋一转，语气变得极其凝重，“陛下，此策能否行得通，根基在于‘朝廷扼其咽喉，控其钱粮命脉’。臣在辽东数年，深知辽事之盘根错节，绝非纸上章程所能尽述。臣所忧者，非策之不善，乃时、势、人三者，尚未尽合此策之苛求。”
他开始细说他的“忧虑”，句句听着都很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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