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台下哈哈大笑。
“徐先生让我谈‘文艺赋能实践’，我倒想从两部更早的作品说起——艾明之先生1959年的《火种》，还有茹智鹃女士1979年初刚发表、却扎根于更早历史的《剪辑错了的故事》。这两部作品，一部写于‘十七年文学’时期，一部横跨了特殊年代与新时期，恰恰藏着文艺与时代对话的共鸣。”
大家有点讶然。
这两部小说不是不知名。
但是和年底大火的《红绸》《试衣镜》《天云山传奇》这些比。
或者和《伤痕》《班主任》比，鲜有人回头细品这些“旧作”的新价值，这角度新鲜得让人意外。
许成军继续讲：“《火种》里的柳竹青，这个长辛店铁路工厂的女工，不是天生的革命者。小说写她一开始只是为了给被工头打死的父亲报仇，偷偷破坏机器，结果反遭毒打。直到接触了劳动补习学校的进步青年，她才明白‘个人的仇要连着众人的苦’，这才从自发反抗走到自觉斗争。”
他抬眼看向学生：“而我们是不是也像当年的柳竹青？”
许成军给了大家反应的时间。
一时间竟然有不少人在后面喊道：“是！”
许成军笑笑，向前排的徐中玉等人点头示意。
“我们刚从动荡里走出来，心里装着个人的委屈，面对改革的新局又有些迷茫——不知道怎么把‘过去的痛’变成‘未来的路’。
《火种》的价值，不是简单歌颂革命，而是写透了‘普通人如何在时代里找方向’：不是靠口号催熟，是靠一次次碰壁后的反思，一次次被身边人点亮后的觉醒。
这对今天的我们，就是最实在的‘赋能’——它告诉我们，走出迷茫从来不是一瞬间的顿悟，是一步步的探索。”
他顿了顿，话锋稍转：“当然，我这想法也有局限。
未来文学可能会有更细的维度，比如巴赫金说的‘对话性’——不仅角色与角色对话，作者与读者、过去与现在，都在对话。
现在我们刚走出单一叙事的误区，这对话性还需要慢慢探索，说不定在座的年轻朋友，以后能写出比我的《红绸》更有对话感的作品。”
前排老教授们轻轻点头。
许成军一早言明今天的课堂是开放性的。
大家随时有问题可以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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