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诗集》，“鸣”与“明”谐音，被人指为“忆念明朝”，上报给乾隆。乾隆帝一看，问题更是严重了一层，连卓氏的家人都携带着一齐深恶痛绝之，称他们“丧尽天良，灭绝天理，真为复载所不容”。从咬牙切齿的咒骂来看，这哪里还是政府对民众，简直上升到了私仇家恨的层面上了。
从上可以看出，文人阶层也是一个千人千性的小社会，啥嘴脸都有，有怕死的，也有不怕死的;有丢弃文人骨气的软蛋，也有刚正不阿的硬骨头。尽管千人千性，但作为文人还是有其共通的性格脉络的。比如说，文人自古就有种种繁多的失意情绪，发起牢骚来不知不觉。再比如，文人参政的欲望，让其总是无法远离政治磁场。在“学而优则仕”的价值观念的影响下，中国文人要么入仕为官，将文人和官吏的双重身份归于一身;要么就是奔波于考场几十年，落得一腔怨气。文人与官场的这种紧密又微妙的关系，便是历朝历代的政治运动皆是拿文人开刀的原因。
但总的说来，文官也好，屡试不第的秀才也罢，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失意心理：没有及第的想入朝为官，当上官的又嫌当的官太小，欲壑难平，牢骚满腹。说白了，吃的都是“口舌”之亏。乾隆五十三，湖南耒阳的老秀才贺世盛，多次科举都没及第，只得靠代写词状为生。不平事经历得多了，便把经手的案件拼凑总结出一部《笃国策》。写成之后，立即上京城投献，以待取悦龙颜，换得一官半职风光风光。不想此书涉及了批评捐官制度的问题，取悦不成，反而被定为“妄议朝政”，被判了斩立决。
爱好“口舌之祸”的文人面对神经质皇帝，面对天天瞅机会拍马屁的官僚，小心作文不犯忌讳实属上策。可文人一旦作起文章，便进入了“庖丁解牛”的无意识状态，哪里管得住手中之笔，心中牢骚不吐不快。比如乾隆四十四年五月，乾隆不知从哪弄得一本文集。文集的作者系安徽一贡生：书很有可能是自费出版，就像现在的业余作者爬了几十年格子，敲了很多年的键盘，掏腰包出书一样，算是文学生涯的一次总结。此贡生也是怀着此种心理为自己的文学生涯“总结”了一下，并为这次“总结”自撰序言，把多年人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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