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接受张氏五千二百两礼金，但从林则徐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写于陕西巡抚任上的《析产阄书》这份遗嘱性质的文书中可以看出：林则徐的田屋产业约值三万两银，是他从养廉银中抠出来购置的，“目下无现银可分”。他还告诉三个儿子：“惟念产微息薄，非俭难敷，各须慎守儒风，省啬用度。”那么张集馨每年送他的五千二百两银(其他陕西官员致送的礼金姑且不计)到哪里去了呢?暂时没有相应的记录，不过，正如张集馨需要将他的大部分收入拿出来用于官场应酬、人情往来，林则徐为维持其权力，同样需要支付成本。
我们当然可以将当时官场上的人情应酬与送礼政治视为腐败，但必须看到，这种“腐败”有“合理”之处。首先，帝国无法提供一种制度化的权力分配预期，官员的权力份额受到各种隐权力因素的侵蚀，为了保持权力份额不流失，官员需要通过人情网络来获得隐权力支持。这在当时叫做“通声气”、“保位”、“求升擢”、“以幸提挈”。
张集馨、林则徐都算得上是有良心的清官，但张氏不能不浮收，林氏也不能不收受礼金，否则，他们如何掏得出那么大数目的权力维持成本?
张集馨晚年对仕途前程深感失望，回想起自己调任地方以来，每次致送的礼金“不可谓不厚矣”，但自己的官位却一直停留在布政使上，十年来不得寸进，心中颇为感慨：我送出了那么多厚礼，从来没有听说有人将我的政绩奏报给皇上，应酬送礼有什么用?张集馨说得有些过激，但事实上，与他“旧交相得、推心置腹”的琦善、林则徐都曾密保过他。应酬送礼究竟有没有用处，看看张集馨的一次经历就知道了——
咸丰三年(1853年)，张集馨在河南布政使任上被顶头上司直隶总督桂良参了一本，遭革职。桂良为什么要弹劾张集馨?写在奏折上的理由是张“不听调度，滥用帑金”，按张集馨自己的说法，则是因为桂良“欲置人于死地，以泄其借钱不遂之嫌”。总督向下属支借经费，张集馨竟没有爽快答应，这等于破坏了他与桂良之间的人情关系，被参革似乎也是意料中的事。三年后，张集馨起复，署任甘肃布政使，因担心桂良从中作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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