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不去”中任何一条，虽犯“七出”，丈夫也不能提出离婚;
三、强制离婚。夫妻凡发现有“义绝”和“违律结婚”者，必须强制离婚。“义绝”包括夫对妻族、妻对夫族的殴杀罪、奸杀罪和谋害罪。经官府判断，认为一方犯了义绝，法律即强制离婚，并处罚不肯离异者。对于“违律为婚而妄冒已成者”，也强制离婚。《唐律》中的这些明文规定，就本质来说还是为了强化封建宗法制度，巩固家长制度之下的夫权。但是我们也同时看到了积极和开放的一面，在强调子女从一而终的封建时代，能够以法律形式规定夫妻“不相安谐”即可离异，无论是在之前的朝代还是在后来的朝代，其对妻无“七出”和“义绝”之状，或虽钝“七出”而属“三不去”者，不准其夫擅自提出离婚，否则处一年有期徒刑，无疑对夫权是一个限制，对妇女利益是一种保护。此外，唐朝也不鼓励妇女守寡，在丈夫死后把大把的青春和岁月交给篱笆和狗，半辈子过着“星星还是那颗星星”的无聊日子。《唐律》中对于妇子离婚改嫁和夫死再嫁，没有约束和限制，这就从法律上为婚姻的相对自由制造了一定的条件。
婚姻限制的相对宽松、贞节观念的淡化也造成了另外一个后果，就是社会风气的相对下降。唐代上层社会的男子中，较普遍实行着各种形式的多偶制。皇帝嫔妃如云，成百上千;贵族达官也借种种口实，广置妻妾。就连与妻子情爱甚深的白居易也不例外，除纳妾之外，士大夫阶层还有狎妓的乐子。与男子的纳妾嫖妓、寻花问柳相对应，在上流社会的妇女中，也常演出许多蓄养情人、婚外私通的艳事来。以武则天为例，早在她作太宗才人时，就与太子李治发生了暧昧关系，当皇帝后，更广置面首，大选美少年为内侍。《开元天宝遗事》中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杨国忠出使于江浙。其妻思念至深。忽昼梦与国忠交而孕，后生男名助。国忠使归，其妻具述梦中之事。国忠曰：‘此盖夫妻相念情感所至。’时人无不高笑也。”梦中有孕不过是骗人的幌子，而杨国忠对妻子的这种行为不仅不怪罪，反而为其开脱，这除了顾及自己的名声外，只能说夫妻间有一种不相禁忌的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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