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意识到对人类抱有任何浪漫幻想都是致命的。
严苛的禁令被重新颁布：严禁与人类有任何形式的主动接触，违者将被驱逐甚至处死。
人鱼社会重新缩回深海，对人类的警惕和仇恨达到了新的高度。
讽刺的是，这段与人类冲突加剧的时期，外部压力反而暂时缓解了人鱼内部的矛盾。
面对共同的威胁，不同形态、不同阶级的人鱼曾一度团结起来，共同对抗人类的捕猎船和探索队。
甚至与一些未被他们灭绝或征服的、相对中立的原生海族达成了脆弱的和平或同盟。
海族与人类之间也形成了一种危险而紧张的、以深海为界线的对峙平衡，虽然摩擦不断，但大规模的战争暂时没有爆发。
然而，外部压力稍减，人鱼社会内部根深蒂固的问题便再次爆发，而且变本加厉。
最初的裂痕出现在不同“形态”的人鱼之间。
鱼尾人鱼自诩为“正统”，认为自己的形态最接近海洋的优雅与力量；
触手人鱼则强调自己的灵活与强大，鄙视鱼尾派的“僵硬”；
甲壳人鱼因其独特的防御力和在某些深海作业中的优势，也要求更高的地位。
形态歧视逐渐固化为社会隔离，通婚减少，资源分配不公，摩擦日益增多。
紧接着，更剧烈、更具破坏性的分裂出现，来自雌性与雄性之间。
随着人类对海洋的过度捕捞和污染，近海及传统渔场资源日益枯竭，捕猎变得异常困难，需要去到更远、更危险的海域。
雄性人鱼作为传统的主要捕猎者，付出了巨大的艰辛和伤亡，但捕获的猎物，大部分需要上交用于供养家庭。
许多雄性人鱼感到极度不公与疲惫，认为自己的付出与所得严重不成比例。
而雌性人鱼同样承受着巨大压力。
在崇尚“人鱼血脉纯净与繁荣”的社会氛围下，她们被期望大量生育、精心抚育后代。
然而，幼年期的人鱼成活率并不高，需要母亲投入巨大的时间和精力。
许多雌性人鱼感到自己的一生被绑定在无尽的生育和养育中，失去了自我发展的可能，对将育儿重担完全压在雌性身上的风气深感厌倦。
矛盾不断累积，最终爆发。
越来越多的雄性人鱼开始消极捕猎，或偷偷藏匿收获；
越来越多的雌性人鱼则公开或暗中采取手段拒绝怀孕、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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