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了傻柱，熬出了易中海，九十五号院在一种微妙的平静中，度过了1958年的最后一个冬天。当墙角的积雪融化，槐树的枝头冒出新芽的时候，时间悄然滑入了一九五九年。
春天并没有带来人们期望中的生机和富足。恰恰相反，一种看不见的紧张气氛，开始在整个北京城里弥漫。
最先发生变化的，是粮本上的数字。
三月份，街道贴出通知，全市居民的粮食定量，下调了。成年男性从每月三十斤，降到了二十七斤。女性和老人，也相应地减少。副食品的供应，更是少得可怜。肉票变得比钱还珍贵，一个月能见到一次油星，都算是改善生活了。
起初，大家并没太当回事。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对老百姓来说是常态。少吃几口，忍一忍，夏天粮食下来就好了。
可到了夏天，情况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更加严峻。报纸上开始连篇累牍地报道“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广播里反复号召大家“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共渡难关”。
菜市场里的菜摊，一天比一天空。原本水灵灵的白菜、萝卜，变成了蔫头耷脑的模样，价格却一天比一天高。后来，连这些都很难买到了。人们开始吃各种以前从不碰的东西，槐树叶，榆树皮，甚至是野菜根。
饥饿，成了一个无法回避，也无法言说的话题。
它像一只无形的手，扼住了每个人的喉咙，改变着每个人的生活。
九十五号院，这个城市的缩影，也未能幸免。
前院的阎富贵，对此感受最深。他家人口多，孩子又都在长身体。定量一减，家里立刻就见了底。他身为三大爷，又是小学老师，每天晚上都要备课到深夜，脑力体力消耗都大，肚子饿得咕咕叫，让他无法集中精神。
他开始想尽一切办法省吃的。以前一家人一天三顿，现在改成两顿。早上喝稀的，中午在学校对付一口，晚上全家再一起吃一顿干的。就这，月底的时候，粮缸还是见了底。
“当家的，明天没粮下锅了。”阎富-贵的妻子，三大妈，愁眉苦脸地对他说。
阎富贵放下手里的书本，长长地叹了口气。他走到柜子前，打开一个上了锁的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小铁盒。打开铁盒，里面是几张一块两块的票子，这是他攒了半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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