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起走走停停，兄弟三人在汉城的饺子馆聚餐，喝点小酒，叙旧话新，好不快哉。
三哥往我碗里夹饺子："听说你现在喝酒厉害，是不是搞计生练起来的？"我笑着摆手，胃里还隐隐作痛——最近喝得难受，我都害怕了。我明说，转行以来，喝酒早就成了我的隐患。在请区办江主任和王会计吃饭时，喝得半醉，回来跟岳父聊到半夜，说的都是草堂乡的事。
离春节临近，可饭店的欠款、干部的工资还没着落。周末只能加班，去烟草站开了条红塔山，接待档案局的检查。领导们围着火炉抽烟，烟圈在屋里绕，一条烟早发完了。中午的酒又喝多了，趴在桌上，头晕打转，胃里像有把刀子在搅，难受得如患病。
赶场天的计生办更忙，专干们收钱的、登记的、做节育措施的，做思想工作的，各忙各的。我一边招呼来检查的县局领导，一边盯着征收款的台账，忽然觉得这腊月的日子，就像老木楼的楼板，看着晃晃悠悠，踩上去却结实得很——只要往前挪，总有走到头的时候。
二哥带来的那块腊肉和几节香肠，高高地挂在宿舍墙上，油星子顺着绳往下滴，在地上积了小小的一滩。我望着那滩油迹，忽然想起马伏山的灶房，母亲炖腊肉时，也是这样的香味。心里暖烘烘的，再难的事，好像也扛得过去了。
我统计完上个月的考勤，正准备去区办交卷，可老文带着两个人进屋，一个是史乡长，一个是陌生的男子，听老文说，以前是草堂乡计生干部，来此目的是收欠款，他摸出3000元的欠条。怎么操作，是付款还是继续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