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陵县县衙被临时安置成太上皇的行宫，很快又成了南征军的大本营。
县衙内外，车马川流不息，灯火彻夜通明。
一群群身穿淄色军服，背插各式令旗的传令兵，如同一只只忙碌的工蜂，在铜陵大街上震动着小翅膀，将一封封情报辽东、山东、江西各地传递回大本营。
堆积成山的塘报、奏疏、贺表（六月为慈圣太后寿辰），在经过东方祝和佛朗西斯科、裴大虎三人整理汇总后，呈递太上皇御览。
行宫大营亮若白昼，四面墙壁上插满了明亮的鲸油灯。
御案上公文奏疏堆砌起来足有三尺高，身材魁梧的刘招孙像是来自地底下的土地神，完全被淹没在这片浩若烟海的纸堆中。
偶尔抬头抓住案几上的茶杯，一饮而尽。
饶是太上皇半人半神，也扛不住这样高强度的批阅奏章工作。
帝国疆域辽阔，所以国事繁重，单单是各地呈报上来的水旱蝗灾的奏疏，每天汇总都有几百件，更要命的是，每一件都需朝廷尽快作出批示。
倘若晚几天赈济这些受灾府县，保不齐，就会多出一位李献忠张自成式的人物。
从这一点上讲，刘招孙很佩服万历皇帝，几十年不上朝大明还没完蛋，也是不易。
相对文官们发回来的堆积如山的奏疏，各兵团武将的奏报，可谓寥寥无几。
太上皇赋予前线主官相当大的自主决定权，在实际战争中，各兵团主官可以根据战场需要，选择便宜行事。
尤其当遇到重大战机时，主官甚至可以先行决断是否开战何时开战，然后再把决定上报朝廷，享有先斩后奏之权。
当然，所有主官的决策，都需要在训导官和战兵代表的建议下才算合乎流程。
太上皇虽是马上得天下，他现在的工作，却更像是个文治皇帝在做的事。
很长时间以来，刘招孙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处理帝国民政事务上。
赈灾、任命官吏、嘉奖官员，对各兵团的战斗战术，他几乎从不干涉，更不会像后世某领袖那样微操到连一个连的机枪点的位置都要干预。
刘招孙对各兵团主官的诏令，出现最多的便是这句话：
“凡此数者，朕所见大概耳，万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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