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砚第一次踏进青梧园区时，是二〇〇三年七月十七日。
天光灰白，细雨如雾，洇湿了水泥地表，也洇开了他肩头那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包角磨损处露出棉絮，像一道未愈合的旧伤。他站在园区东门铁栅栏外，仰头望——三栋灰褐色厂房并排矗立，屋顶锈蚀的排水管垂着水线，滴答、滴答，敲在积水洼里，也敲在他刚满二十四岁的耳膜上。门牌斑驳：“青梧机械制造厂·总装车间”，字迹被风雨啃噬得只剩轮廓，仿佛一张被反复摩挲、终至模糊的旧底片。
他没进去。只是站着，数了七十三滴水。
七十三滴之后，他转身离开，踩过泥泞小路，鞋底沾满黑褐色的土。那土黏而沉，裹住鞋帮，像挽留，又像标记。
——这是他与这片土地最初的契约：不声张，不宣告，只以足痕为凭。
青梧厂不是地图上的坐标，而是嵌在城郊接壤处的一块硬痂。它不属开发区，也不归老城区管辖，夹在两条铁路线之间，北面是废弃煤场，南边挨着一片三十年树龄的梧桐林。风从林间穿过时，叶子翻动如翻书页，沙沙声里浮起铁锈、机油、陈年木屑与潮湿泥土混合的气息——一种无法被任何香氛复刻的、属于工业衰微期的独特体味。
林砚后来才懂，所谓“职场”，于青梧而言，并非写字楼里咖啡机低鸣与PPT翻页的节奏，而是一整套以土地为基底的生存语法：晨六点四十分，锅炉房烟囱准时吐出第一缕青白蒸汽，那是全厂苏醒的呼吸；八点整，锻压车间的万吨水压机轰然下坠，震得窗玻璃嗡嗡颤动，地面微颤，连梧桐根系都为之轻抖；午休时分，工人们蹲在厂区西墙根下吃饭，铝饭盒盖掀开，热气裹着豆瓣酱咸香升腾，蒸腾的雾气里，有人讲笑话，有人默数存折余额，更多人只是盯着自己鞋尖——那里沾着同一种颜色的土：深褐近黑，微泛铁灰，干了结壳，湿了发亮，踩上去无声，却能把人牢牢钉在原地。
这土，是青梧的皮肤，也是它的史册。
林砚的岗位是技术科绘图员，编制挂在厂办，实则归总装车间调度。他没有独立办公室，只在车间二楼拐角处隔出半间玻璃房，三面墙贴满褪色蓝图纸，一张旧木桌，两把弹簧椅，一台二十八寸CRT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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