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来到太安元年的两月，随着司马乂正式掌权，新朝堂的朝政开始走向正轨。
在颁布一系列的新诏令，尤其是重新将齐王司马冏厚葬之后，南中国诸州大体表现出了服从朝廷诏令的态度，并没有出现预想中那样激烈的反抗情况。
尤其是被司马冏分封的三王，也就是新野王司马歆、范阳王司马虓、东平王司马楙，在收到司马乂诛杀司马冏的消息以后，都保持了惊人的沉默。他们等待着朝局进一步的发展，而在听闻司马乂推政于司马颖后，便纷纷向司马颖上书送礼，以示亲近。
很显然，在失去了司马冏作为首领后，南国三王尚不能互信互助，掌控底下的州郡也需要时间，自然也不敢与有司马颖支持的新朝廷发生对抗，大体还是采取了尊王从命的策略。
这使得实际上已四分五裂的国家，名义上还保留着和平和统一。
不过暗地里，所有人都明白，这种和平不过是一种脆弱的假象。接连内乱下，这种和平不堪一击。各方势力都在暗中积蓄势力，想方设法地壮大自己。就看谁会第一个坐不住，主动跳出来，做这个破坏和平的罪人。
在这种情况下，最占据优势的一方，自然是司马颖。他虽身在邺城，却实为辅政，能借助处理朝政的名义遥控全局，同时又实力最强，这使得他能有恃无恐地扩张自己的势力。
于是在二月下旬，他迫不及待地自邺城传来信件，提出改易征南军司的建议，顿时在洛阳引起轩然大波。
起因是益州来的好消息。
去年益州李特起事时，司马乂曾向司马冏建议，调动部份征南军司的军队，入蜀助罗尚平叛，司马冏同意了这个请求。
只不过由于征南军司初建，训练军队和筹备物资都需要时间。所以司马歆在永宁元年的五月就接受到了诏令，却花了整整一年多时间后，直到太安元年的十月，司马歆方才派荆州刺史宗岱、建平太守孙阜出兵。
两人麾下共有三万水军，他们离开襄阳，沿汉水南下大江，在江陵稍作休整，补充物资，而后逆流而上，经白帝城进入益州。宗岱在抵达江州后，先派使者与罗尚联系。罗尚得知援军到来，可谓大喜，他和麾下商议策略，认为荆州军不必到成都汇合，而应该经垫江北上，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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