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五月，刘羡仍然在随陈寿读书，这已是他随陈寿发蒙的第三个年头。春去秋来又春去秋来，不知不觉间，他已长到五尺，在同龄人中不算突出，气质却显得很出众。刚刚称得上少年的年纪，刘羡身上就褪去了稚气，反而显得温谦文质。
这都是陈寿精心培养的缘故。
从第二年开始，陈寿开始教授刘羡礼：平日的坐立起居，都讲究合乎礼，哪怕是一些繁缛的细节也要牢记。比如如果老师召唤，一定要小步疾走，这就是所谓的“趋”；而长辈在室内，如果人要先出去，必定背对门口，拱手时躬身趋退；哪怕室内只有自己走动，都要先面向南，然后方行，这是因为国君在南，父母也在南，不得不敬。
当然，陈寿也还在教导刘羡读史。只是随着学习的加深，他已不用教刘羡识字，也不用再刻意为刘羡挑选书目。而是任凭刘羡在自己书箱中阅读，遇到疑惑后再为他解答。到后来，陈寿开始忙于《三国志》的编撰，干脆便让刘羡在一旁帮忙整理资料。
陈寿甄别史料时，将诸如《东观汉记》、《献帝春秋》、《英雄记》、《诸葛亮集》、《云别传》、《魏略》、《费祎别传》等重要史料垒在一起，堆起来仿佛一块等身高的大石，而刘羡就在其中翻检。而陈寿每写完一章传记，刘羡也有幸当他的第一个读者。到了这个时候，过去百年的历史变迁，对刘羡来说已不再是什么秘密了。
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令他心驰神往，曾祖与祖父的遭遇也让他扼腕叹息。不过总得来说，除去五岁那年的门前血案外，刘羡还不能切实感受到书中人的具体影响。毕竟这是书中读到的故事，人物也只像是书中的人物，而随着对现状的习以为常，刘羡开始渐渐淡忘那天的场景了。
那是他们的故事，我有我的故事。刘羡下意识地这么认为着，至于自己的故事将要怎么着笔，九岁的他暂时还没有想好。
正当他沉溺于这种安详的读书时光时，一天，有一个信使突然闯进陈寿草庐，给陈寿送来了一封请柬。刘羡非常奇怪，因为随陈寿读书这三年里，除去给陈寿送衣物饭食的侍女阿难外，其余草庐拜访者寥寥，一共也就五六人，还都是偶尔路过的旅客。以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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