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后的角度来看，在三吴册立晋安国一事，确实是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但在此时的义安，却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原因无他，朝廷的新制度一套跟著一套，实在令众人目不暇接。而就在天子宣布册立晋安国的同时，他又宣布了一条新的诏令，顿时吸引了朝中士人的所有注意，那便是《招贤诏》。
虽然世人常常议论说，一个国家想要长盛久安，就必须要有好的制度。但制度终究只是制度，如果只是写在纸上，没有人执行，没有人落实，哪怕说得天花乱坠，也不过是白纸一张，毫无意义可言。同样，哪怕一个国家已经制度运转良久，有人频频扭曲制度，违背制度，甚至公然打破制度，一样也会走向衰败。
所以要真正使得国家富强昌盛，一切的根基都在于人材。虽然这样说可能有些夸大，但自古以来，确实不缺乏以一人而兴国，失一人而败国的前例。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吴起，他同时作为儒宗、法神、兵圣，乃是春秋、战国之交的第一贤哲。在鲁国则救鲁于存亡之时，在魏国则强魏于大争之世，最后于楚国变法，七年令衰楚振兴，继而横行天下，再次击败了他一手缔造的魏武卒。而他离开以后，三国皆无法回到吴起执政时的高度。制度还是那些制度，国土还是那些国土，甚至其余人也没有大的变化，就因为一人的存亡，便足以影响国家的运数，足可见人才的影响之大。
历代君王们也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故而纷纷求贤。如秦孝公下《求贤令》，于是得商鞅；燕昭王筑黄金台，于是得乐毅、苏秦；到战国四公子，门客云集，蔚然成风，无论是鸡鸣狗盗之辈，还是说客策士之徒，皆在乱世中大放异彩。然后有了汉武帝开创察举制度，命天下州郡向朝中举贤。
只是汉武帝考虑到想要国家长治久安，不只要考察才能，还要重视德性，以达到教化天下的作用。而儒家又主张，德行之中，孝为第一，因此察举的人才，应该首重孝道，所谓圣朝以孝治天下，便是这个道理。
但德性如何考察呢？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大问题，正如上文所言，任何制度都有漏洞可钻，尤其是在这个极为模糊的问题上，察举人考察德性，往往最后成了考察关系。所以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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