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的轨道在走。
一部分公众接受了声明的说法，认为李淼的犯罪是个人行为，不应该牵连整个家族和企业。评论区里有人说“儿子犯法又不是老子犯法“、“企业不能因为一个人的错误就倒闭，里面还有那么多员工呢“。
另一部分公众——尤其是了解案件细节的人——对声明嗤之以鼻。有律师在微博上发了一段长评论，逐条拆解了声明中的话术：所谓“个人行为“在法律上站不住脚，因为李淼动用的是公司的账户、公司的审批流程和公司的供应链资源；所谓“未经管理层知悉和批准“，在一个家族企业里——董事长是父亲、总经理是哥哥——副总经理连续三年转移两千多万资金而无人察觉，这个管理层的“不知悉“本身就是一种严重的失职。
还有一些声音在追问——那些用了次品钢筋的楼房怎么办？住在里面的人怎么办？声明里一个字都没有提到这件事。
这些讨论秦渊都看了，但他没有参与。他知道舆论是一场自有其逻辑的洪水——它会冲刷掉一些东西，也会沉积下一些东西，但最终留下来的，只有法庭上的判决书。
逮捕之后的第五天，秦渊接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
打电话的人是他的直属上级——新兵连的连长，张国栋。
“秦渊，你休假也休够了吧？“张国栋的声音从电话里传出来，带着一种军人特有的粗犷和直率，“你们连指导员打了三次报告了，说新兵体能考核在即，训练计划都是你排的，你人不在，谁来带？“
秦渊看了一眼日历——他休假的一周早就过了，后面又因为苏建国的案件连续请了好几天假。加上岳鸣和段景林也都还在杭州，三个人已经超假了。
“连长，情况特殊——“
“情况我知道，你之前报告过了。我也给你批了延长假期。但秦渊，你是教官，不是警察。案子已经到了司法程序，该交给法律的就交给法律。你总不能在杭州待到判决吧？“
秦渊沉默了两秒。
“给我三天。三天之后我带人回连队。“
“三天。不能再多了。“
“明白。“
挂了电话，秦渊站在阳台上，看着远处那片被秋天的阳光照得微微泛黄的城市天际线。
他要走了。
案件的主体工作已经移交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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