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稍微一想，李毅安的内心除了厌恶，就是恐惧。
他的这种恐惧源自于什么？
恰恰源自于对《商君书》的了解。
曾几何时，他对商鞅充满了无尽的向往，甚至崇拜。
是等到他用崇拜的心理，仔细拜读了那本书之后，所剩下的也就是恐惧了。
因为在那套玩法里，能称为人的只有国君。其他人包括商鞅本人，都不过是会说话的工具而已。
商鞅以后，整个帝国除了秦王，其他的人都不配叫人。
那让不知道多少人向往的秦制之下，皇帝是主人，官员是牧奴，军队是牧犬，百姓是家畜。
至于所谓的也就是在秦制之下才有的上升渠道。本身就是伪命题，因为很多人只知道秦国的军功赏爵。而不知道，在秦国实施这一制度之前，战国就已经是“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了。
像魏国最早实施“食有劳而禄有功”。赵国制定“功大者身尊”的法规，在燕实行了“公子无功不当封”。韩国推行“循功劳，视次第”的任官制度。
而商鞅变法核心是堵死民众的上升渠道。确保民众永远没有上升渠道才是其变法能够持续下去的核心因素。
秦国皆刑徒，这个当时各国对秦国的印象——就是秦国上下都是犯人。
所谓的军功赏爵是奖励，但是奖励对应的是惩罚。各国变法无法持续，不是因为没有奖励，而是没有奖励的清零机制。
《商君书》中说：“王者刑九赏一，强国刑七赏三，削国刑五赏五。”
就是说，要想国家强盛，就需要制造七个刑徒才能奖赏三个人；如果要建成王者之国，就需要制造九个刑徒才能奖赏一个人。
为了能够达到这个目的，秦国推行了极其严苛的法律，几乎所有人随时随地都会触犯法律。
甚至就是在田间地头干活时，站在那里张望，也会被处于刑罚，成为刑徒，接着，大王开恩，给了你一个赎罪的机会，那就是到军队中去立功赎罪。
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刘邦进入咸阳时，一个约法三章，能够让所谓的老秦人，无不是誓死相随。
因为在那之前在秦国除了皇帝之外，全国只剩下两类人：正在服苦役的犯人和将要服苦役的犯人。
因为连坐制度。同室连坐，是一人犯罪，全家连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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